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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毛澤東

▍引論

在當代中國，一個典型事件距今還不到30年。在1980年代中期中英香港回歸的談判中，核心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是否在港駐軍。中方立場是“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干部。”在外交部報告中有關駐軍問題這一條下，鄧小平曾親筆批示：“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一次人大會議期間，某不熟悉情況的領導不經意間對香港記者說了“也可以不駐軍”，鄧小平震怒，特意對媒體講，駐軍是主權的象征，香港必須要駐軍。

軍事有關立國，有關建國和開國。而且不只是在中國，軍事才是憲制問題。有兩個眾所周知但又很容易無睹的例子。

首先是以色列。以色列之所以1948年建國———想想巴勒斯坦至今沒能建國成功，在周邊敵對險惡環境中一直存活下來了，最重要的其實既不是其憲法文本，也不是歐美的鼎力相助，而是對周邊所有國家，它一直維系了壓倒性的強大軍力。在其建國后的3/4個世紀中，在與中東各國的所有戰爭和軍事沖突中，以色列國保持了全勝。不僅如此，盡管從未公開宣布，它還是以很特別的方式，讓世界各國確信，以色列擁有核武器；而為確保自己在中東的核壟斷，1981年，以色列空軍還曾先發制人穿越多國高空，長途奔襲，摧毀了伊拉克的核設施。

另一是美國。有關這個國家的開國和建國，很容易令一些人誤解。例如，有位終身研究美國的學者就宣稱美國是“一個談出來的國家”；她就不想想談的前提。近80年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個著名司法判例中就把這一點闡述得再清楚不過：美國之所以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擁有主權國家的權力，不是因為1887年的《美國憲法》，而是因為合眾國成功反抗了大不列顛的革命；“美國的誕生先于《美國憲法》。”

即便1787年《美國憲法》之后，也有一系列塑造美國的戰爭。首先是1812年，美國主動進攻英國在北美加拿大的各殖民地，英軍增援，甚至一度攻占了美國首都華盛頓，但英軍在美國南部受挫，雙方算是打了個平手；盡管如此，這場戰爭還是為美國贏得了國際聲望，增強了美國國內的凝聚力，南部則收獲了佛羅里達，因此號稱第二次獨立戰爭。

1812年美英戰爭，圖片來源：wiki

隨后是1846年至1848年與墨西哥的戰爭；規模不大，但美國奪取了2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而成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國[11]。但最重要的是1861年至1865年的美國內戰。因為林肯（包括他付出的生命），因為北方軍隊戰勝了南方，用槍口指著南方，逼著各州“重建”，制止了聯邦的分裂。否則，就沒有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合眾國！

這兩國的經驗都真切表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也不僅是對外，而且也對內——不僅美國的獨立戰爭在英國人看來就是一場國家分裂的“內戰”，而且還有美國建國后的南北戰爭就是一場反對國家分裂的內戰！而且這是通例（在結語中我會給出更多例證和分析）。

但不能誤解了這個“出”。它指的不是常規憲制條件下的政府換屆，權力的程序性交接。因此美國總統大選或日本首相更替之類的，就別往這兒湊了；甚至連一國的軍事政變這類政權更迭，也不夠格。因為無論是否合法，或合法性多大，那都是“換”或更替，都是有了個“國”在那兒了；因此我會在結語中討論，在一定視角下，它們可以合并同類項。甚至全民公投，宣布獨立，獲得國際承認，加入了聯合國，也不能真算。就因為，凡僅僅以承認為基礎的，都懸，都得以自己先順著對方為前提。承認其實就是一晚近源自歐洲的法律概念。小國才在意，大國就不那么在意。最典型的例子，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可以說相見甚歡吧，但兩國間的正式承認居然是在近七年之后！

所謂“出”，指的是開國或建國，是一個作為政治實體的共同體的自我創造，是主權的從無到有，無中生有，無需他國的承認，是這個國家的構成（constitution），因此該國憲制（constitution）的發生。其意味幾乎等于《圣經》上的“光！就有了光”，從此，“時間開始了”——這還真不是夸張，在歷史中國，每個朝代的紀年都從創建開始。千萬別以為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或重要國家（如古希臘的雅典或斯巴達）的建立，是因那一紙文件，無論是美國的《獨立宣言》或是新中國的《共同綱領》，或1954年《憲法》文本。不是說這些文件不重要，但其重要說到底是因為那個國家/民族/人民重要，但能指和指涉，不能混淆，更不能買櫝還珠了。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在今天，也沒有，甚至不可能，成為歷史；盡管允許有人堅信其應當成為歷史。1994年，烏克蘭獨立后放棄了核武器，是它的選擇嗎？還是它別無選擇的選擇？2014年，60年前蘇聯下令劃歸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以公投的形式，又回到了俄羅斯，烏克蘭又能如何？日本無疑是今天世界上有數的經濟大國，卻因二戰后美國為日本制定的和平憲法，沒有交戰權，就一直不算是“正常國家”，主權不完整。

本文追求，根據中國經驗，在中國的歷史社會語境中，討論軍事對于歷史中國的國家構成/憲制（constitution）的具體塑造。從這一維度切入歷史中國的憲制問題已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

在歷史中逐漸呈現出來的這個中國，即便真的是某種價值或理念的產物，那也必須了解這些價值或理念曾附著于什么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附著于什么樣的政治精英和精英政治（官僚政治），在“文治”或“法治”的背后也必須有些看似野蠻卻足夠明智、強大且壟斷擁有的制度性暴力，包括軍力。盡管并非唯一因素，軍力有時還是可能決定一個族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文明能否在某區域內發生、存活和延續，會在多大區域內傳播并存在多久。因此，從事后諸葛的眼光來看，歷史中國在這塊土地上的一些重大軍事活動，包括將專節討論的長城這樣的軍事工程建設，都是一些重要的制度構成力量，將各地、各區域逐漸攏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才有了，才塑造了，今天我們稱之為中國的這個文明/國家。

這里“塑造”其實有兩種意義。其一簡單和強硬，就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包括保衛這個國家，土地與人民，制度與文化。但還有另一種意義的塑造，即由于軍事對于一國發生和持續存在的重要性，要求該國在憲制層面予以考量，需要確定國家的軍事國防國策，需要在政治經濟財政上支持和整合軍事事務，必須能有效應對與軍事相關的問題。僅僅因軍事的存在，就要求一國憲制予以調適和應對。這是軍事對憲制的另一種更精細的塑造。

集中關注中國，追求理解中國，努力提煉中國經驗，卻不追求更不想標榜中國的“異端”。不是為中國的經驗正名，我只想把一個長期被遺忘的問題，以及初步的探索，擺在學人的面前：為什么當今的主流憲法話語，特別是那些格外強調普世性的憲法話語中，對于軍事這一普世的憲制維度，視而不見，甚至長期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