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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國歷代憲制中，軍事一直占據了一個重要地位。“三公”中有太尉，六部中有兵部，而并非現代的“國防部”，就絕非偶然。歷史經驗也告訴后人，如果沒有強大實力做后盾，確實有可能出現地方尾大不掉，出現戰亂，這不只是朝廷的麻煩，而一定是整個國家的災難，中央政府甚至想妥協求和平也不得。想當年，漢景帝為求和，甚至殺了忠心耿耿倡導削藩維護中央政權的晁錯，清了君側，卻還是無法滿足叫嚷“清君側”的叛軍的要求。但周亞夫率領大軍，三個月，就平定了“七國之亂”。唐朝鎮壓安史之亂，清初平“三藩”，清后期的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都離不開軍事手段。

但這似乎仍然不是對常備軍的最大需求，最大的需求源自，我在下一節專門討論的，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競爭，迫使中原王朝必須保持足夠強大的軍隊，才可能防止游牧民族頻繁侵入中原。這里只想指出，農耕大國的中原歷代王朝必須保有一支準備打仗的軍隊，而隨之而來，就是一系列必須以憲制應對的相關問題。

例如，如何在財政上維系這支軍隊？歷史中國嘗試了多種有關“常備軍”的制度，稱之為“兵制”。又如，國家政治體制還必須始終保持對軍隊的有效控制。在沒有實際戰爭考驗的和平環境下，如何保證軍隊始終保持足夠的戰斗力，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有效應對各種軍事需求，以及將領的選拔，等等。這些問題并非源自推論，在中國歷史上，凸顯這些問題的例子甚至悲劇實在太多了。

與今天許多人對于歷史中國的想象相反，為維護國家統一和確保政治安定，盡管沒有什么三權分立的論述（而且需要嗎？如果做都做了），歷代王朝一直注重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財、監、人事等各種權力的相互制衡；而且是常規，不是例外。從全國而言，行政區劃上以犬牙相入來實現地區間的相互制衡甚或鉗制；在地方上，為應對危機或是在邊陲軍事重鎮，也會允許臨時性集軍政大權于一身，但總體而言，并在制度上，一直強調軍政分權，文官高于武官；還采取了政區與軍區的區劃交叉但不重合，對軍隊往往實行雙重或多重領導，以及以行政主官兼職地方軍事主官或“監軍”等制度措施。即便為應對緊急事項臨時高度集權的，在接受了慘痛歷史教訓后，后世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也一直高度警惕和自覺，防止這類臨時制度因其有效而變為定制，不經意地改變了國家的憲制分權，釀出分裂割據和戰亂的大禍。

▍治國與平天下

對軍事的憲制規訓和整合只是手段，在歷史中國，規訓軍事的根本目的是，在文治的架構中，更具方向性地也更有效地運用軍事來保證國家安全，實現政治治理。在國家統一之后，始終需要以軍事應對的是來自北方的威脅。從華北平原北部邊緣起，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亞，那片遼闊的草原上，曾先后馳騁過眾多幾乎與中原文明同時興起的游牧文明的偉大民族，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滿等，對中原王朝影響重大，在特定意義上也以各種方式參與了歷史中國的構建，塑造和融入了中華民族，也影響了世界文明。

這個威脅是持久的。文字記錄至少始于西周。西周建國前就曾“伐犬戎”；公元前822年，秦仲奉周天子命攻打西戎，身亡。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侵入咸陽，殺死了周幽王，之后平王東遷，就為了避開西戎。然后有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的“尊王攘夷”，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會同中原各諸侯國共同抗擊北方游牧民族，管仲因此得到了孔子極高的贊揚：管仲去世百年后，中原百姓還享受著管仲尊王攘夷帶來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恐怕連我孔子本人也穿著左襟衣服、披頭散發如夷狄人一般了。但從孔子的贊揚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游牧文明當時對中原農耕文明已經構成了嚴重威脅。到戰國時，為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胡人），趙武靈王則主動推行了中國歷史上也許是第一次有記載的重大軍事變革，事實上是一次全面的社會變革，“胡服騎射”，趙國從此一躍成為軍事強國。

在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也曾多次南下進入，侵入生產力水平更高、經濟繁榮、軍力看似很強大的中原王朝，在中原先后建立各種地方性的政權，也曾建立被后世承認為中華正統的全國性政權先后建立各種割據的民族政權。在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這種競爭中，前者從來占據了優勢。農耕社區小，難以自發形成跨地域的社會組織聯系，很難采取統一協調的行動；農耕使得財富積淀在持續耕作的土地上，農民世代定居，除非遇上重大自然災害或戰亂，故土難離。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盡管人口不一定多，但形成的群體天然更大，需要因此也就有更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游牧的生產方式還決定了游牧民沒有多少盆盆罐罐，無需固守土地，馬匹給予他們更大的流動性。但在兩大文明的競爭中，游牧民族的生產生活特點，都轉化為組織化的戰斗力，有更大的機動性和靈活性，戰役和戰斗上的高效和隱秘，變成一只非常高效而強大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