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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韓非

一、其中必有隱情！

根據梁信編劇、謝晉導演、天馬廠出品的影片《紅色娘子軍》（此后各類同名作品均簡稱《紅》），1964年中央芭蕾舞團（此后簡稱中芭）改編創作公演了同名芭蕾舞劇。1991年中國頒布第一部《著作權法》，中芭主動同梁信溝通，并于1993年6月與梁信簽訂了由后者律師準備的協議書。中芭承諾舞劇《紅》節目單等材料將注明根據梁信同名電影文學劇本改編，以及中芭一次性付給梁信5000元；梁信未有任何有效和實質性承諾。

2011年11月，梁信以協議中的“一次性支付”的費用僅涵蓋1993—2003這10年，2003年之后因中芭未與梁信續約，中芭演出《紅》侵犯了梁信的著作權以及其他有關署名的瑣細糾葛，訴至西城區法院要求中芭停止侵權（未經梁信許可不得演出舞劇），公開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及律師費共計人民幣55萬元。

2012年4月西城區法院判決認定，中芭的演出不侵權，但中芭2003年6月后至判決前持續演出舞劇《紅》未支付表演報酬，應賠償梁信經濟損失10萬元及訴訟合理支出2萬元，共計人民幣12萬元，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就中芭官網介紹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未給梁信署名的行為，中芭應向梁信書面賠禮道歉。2015年12月，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終審，維持原判決。終審判決兩年后，中芭的再審請求也被駁回兩個月后，2017年12月28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就梁信訴中央芭蕾舞團侵權案，依法強制執行了生效判決，扣劃了被執行人中芭的款項，并聲稱將繼續強制執行中芭未履行的書面道歉義務。

中芭于2018年1月2日一紙強硬聲明，憤怒譴責西城區法院的“劣質法官違背中央大政方針，違背國家法律，罔顧案件事實的自相矛盾的荒唐枉法判決”，并表示“堅決不向枉法裁判和司法不公屈服”，“堅決與危害我們社會的司法腐敗作斗爭！”這可是公開抗法！而且聲明中大量訴諸流行政治話語，以及流行的法治意識形態話語，攻擊法官的人格和職業操守，抨擊法學教育。這種在眾多法律人看來與法治時代潮流背道而馳的話語頓時激發了法律人、各路媒體乃至民眾的同仇敵愾。中芭儼然是一個拒絕“法治文明”的愚頑。

問題是中芭為什么會以這種態度來對抗法院的生效判決？中芭并非“法盲”，至少不曾蔑視法律。中芭不僅聘請了一位著名法學院的教授擔任律師，更是訴諸并窮盡了一切可能的法定程序。其實，中芭一直在努力或試圖信仰法律。這件事之所以出現這個結果，很大部分是因為當年中芭主動致函梁信，力求依據1991年《著作權法》來確認——其實就是了結——有關舞劇《紅》的潛在產權糾紛。中芭基于小說《紅嫂》改編創作的舞劇《沂蒙頌》就沒惹出這種麻煩，只因1991年小說作者就故去了。

自然，中芭也不可能是任性或沖動。它就不是個自然人，并非剛烈如其表演的瓊花。它是一個事業單位法人，本單位有領導，還有上級。也就是掛名“中央”而已，但它從未站在國家或社會的中央。尤其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干吃財政飯，死工資，與普通公務員差不多，芭蕾舞演員也就屬于中等收入群體，無權無勢。

若只看法院梳理并認定的那些事實，特別是判決本身，中芭似乎也沒必要那么憤怒。判決對中芭真不算嚴苛。法院駁回了未經梁信許可，中芭不得演出芭蕾舞劇《紅》的主張。梁信提出55萬元侵權賠償，法院也只判中芭支付梁信12萬元。假定中芭真該賠償梁信的話，那么，扣除2萬元訴訟費后，鑒于先前12年間中芭都不曾有任何支付，中芭實際每年支付梁信的版權費還不足1萬元。

基于“誰更難纏”的考量，可以說，中芭要比梁信更可能接受一個對其不利的判決。畢竟，在如今“為［個人］權利而斗爭”的法治潮流中，有誰會為捍衛公家這幾個錢不折不撓呢？民事官司輸了也不意味著有什么道德過錯；就算有，也錯在中芭前任領導，與現任領導無關。

至于中芭演出舞劇《紅》的信息中偶爾未給梁信署名，法院也只要求中芭向梁本人書面賠禮道歉，不登報，也不上網——根本不算事！沒想到中芭這只白天鵝還真就成了“黑天鵝”！但也正因此，中芭的激烈反應才引發了我的思考！最簡單的判斷就是，這不是錢的問題，不是錢多少的問題，而是講不講道理的問題！中芭一定覺得自己委屈太大，沒處講理，即便在法庭上，甚至尤其是在法庭上！中芭因此才會在其聲明中自稱“被逼步入上訪大軍”，成了“司法冤民”。昔日的“瓊花”成了今天的“秋菊”！

影像資料圖

本文試圖從法理層面而不是在現行的制定法文字或司法解釋層面展開對問題的檢討。

本案判決書和裁定書中基于相關法條已有足夠的技術性法律分析，代理中芭的律師也以論文形式發表了他對此案的法律分析。在部門法的技術話語體系中，這些分析大致言之成理，只是沒說服中芭。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案子并沒完，法院這次強制執行的12萬元只是法院認定在2003年至2015年間中芭應支付梁信的“表演改編作品的報酬”。但眼下已是2018年了，依據本案判決和《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以及梁信2017年辭世的法律事實，這個糾紛將持續到2067年。繼續訴訟？繼續強制執行？此案爭點因此具有一般性，即未來它仍會以某種方式出現在法院面前。

而且，諸如此類涉及紅色經典的著作權案件也不是這一件，在如今這個爭名爭利皆于市的市場經濟社會，隨時可能引發訴訟。這就要求對此案隱含的法律問題有深入、透徹的分析，尋求以一種相對說來更合理、有效且一般的理路應對。法律當然得以暴力為后盾，但也不可能總靠強制。古人早就警告說“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這個“必”可不是強力，但也不可能是教義、通說甚至民粹；只能是通常說的天理、國法、人情的統一。

因此，我說的法理，就一定不是“奉法者強則國強”這類所謂“亙古不變的道理”；也不是“法律必須信仰否則形同虛設”這類號稱啟蒙其實很蒙昧也很萌妹的高冷法理。一如既往，我的分析非常世俗，我會更多展示那些看來沒法律意義的本案事實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生活經驗包括職業經驗，將努力展示其法律意義；除法學知識外，本文也會吸取相關學科的知識和常識，努力展示并力求激活其中的法律和法學意義。

本文試圖更多展示此案涉及的從文學劇本《紅》到電影《紅》再到芭蕾舞劇《紅》的兩次作品演繹，其實是兩次形式迥異的“跨界”創作。《著作權法》把文學劇本到電影的創作稱為“攝制”，把電影到舞劇的創作稱為“改編”。這種區分以及相關規定夸大了劇本及其作者對電影攝制、尤其是對舞劇創作的貢獻，客觀上嚴重低估了相關團隊無法替代的重大創造和貢獻。

電影劇本《紅》作者有權依法要求獲得名利回報，但只能是合乎情理。因此文中試圖論證，無論是事后諸葛亮，還是以反事實的契約重構，都可以說，劇本作者因舞劇《紅》已經獲得了主要以“名”體現的收益已大大超過了他當初可能的合理預期；這也許塑造了他事后主觀期待的貨幣收益，但舞劇藝術的特點注定了他的這一期待太不切實際。

芭蕾舞劇的特點不限于藝術維度，在產權上其特點則是產權的高度碎片化。若簡單套用個人產權/著作權制度，即便無心，也會導致“反公地悲劇”，令財產無法充分有效地使用（underuse）。此案判決客觀上不說創設了起碼也是強化了舞劇《紅》的反公地特性。因此有必要具體考察和分析國內外芭蕾舞劇的產權實踐及其背后似乎從未有人仔細展示的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