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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蘇力、于明】

于明：蘇力老師，您好，熟悉您的讀者都知道，您年輕時參過軍，后來考上大學，走上學術道路，是什么原因讓您走上學術道路，有沒有哪些學者或哪些著作，對您有什么特別的影響？

蘇力：說實話，我沒選擇法學，更多是種種機緣讓我進了法學這行當。如果能從頭來，我相信我會選擇理工科，而不是文科。我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工科男，比如我更重視邏輯和抽象思辨，關心因果變量的分析，包括對于那些通常被認為是非常感性的問題。就像福柯說的，對于那些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沒有歷史或沒有理由的問題，我也會努力分析，追求歷史的和結構功能的分析。記得有一次我講廢除死刑的問題，我說廢除死刑這種情感來自憐憫，而憐憫不是說心地善良，而來自你的處境絕對安全，只有居高臨下才會產生憐憫。你會憐憫一只小兔子，但你不會憐憫一頭張開血盆大口的雄獅。像這樣一類東西，一般人不會這么去想，但我會把這類事情放到社會位置上來考慮。

記得最早讓我驚嘆的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長期存在？》。當時我剛入伍，15歲，讀到這句話：“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在1928年，毛主席是從當時農耕中國的地理條件來討論紅色政權問題，而不是從主義、思想、正義、理想等意識形態因素來討論當時的紅色政權問題，這種全然社會科學的研究進路，太給我啟發了。毛主席指出中國大國的這些地理特點，90多年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規定著當代中國的問題，比如東中西部的發展和貧富差別問題。而且這是我們的經驗能直接感受并確認的。無論你對這些問題什么態度，什么主張，但理解現實是應對處理問題的第一步。當然，許多人喜歡主席更早的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喜歡他一開篇的設問：“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盡管我也覺得好，但就是無法替代“紅色政權”的那個提問給我的沖擊。

因此，我今天覺得，這很可能就是一種天性，使我從世界的林林總總中更關注此類問題，也喜歡如此切入問題。我也喜歡費孝通的書，尤其是《鄉土中國》，我喜歡美國的波斯納，其實都可能與我的這一點有關。也許這就是命！我在研究法律問題時會關心經濟生產方式、農村的社會環境或者包括自然地理條件；包括《大國憲制》里講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問題、黃河流域的治理問題，等等，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理解。

鄉土中國的風貌  圖自新華網

我在北大上學時，在法律系讀書，起初并不喜歡法學，甚至不知道該喜歡什么，就是瞎看書，什么書都看。直到去美國留學，看了霍姆斯，才覺得法學原來可以這么做；再后來讀到了波斯納的書，才發現自己一直以來讀的那些非法學的書，其實都與法律有關，可以用來研究法律，大大有助于研究法學。我慶幸，我能自主地把個人愛好同社會強加于我的職業結合在一起，沒有過分被職業所累。這一點我感謝波斯納。

于明：您最早的著作是《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這本書出版后就在學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到現在已經出版二十多年，至今仍在重印，并且是很多學生的法學入門書。是什么樣的原因促使您關注這個學術問題？現在回頭看，會有什么不同？

蘇力：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要關心中國有什么問題。比如我們不能抽象地講中國缺少法治，法治不發達，缺少法治意識，或者是農民沒有拿起法治的武器。你一定要去具體地關心它，在這個過程當中，才可能使法治慢慢發展起來，積累起來。

另外，還有一個資源的問題，如果你在農村，你可能有什么資源，或者是說在農村，這是不是就一定不公正？可能它有本土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本土資源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大致是指，關心中國問題，關心老百姓的情感、偏好和話語，要理解他們，有時甚至要理解他們的各種錯誤，要關心本土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們今天用正式法律來解決問題，民間可能會以其他的方式來解決。比如民事調解或者商事仲裁，刑事案件當中也有刑事和解，其實都在豐富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在90年代的時候，大家覺得應該拿起法律武器走向法庭，為權利而斗爭，弄得非常慷慨激昂。我在做這些問題的時候，力圖把它轉換成中國老百姓或者普通人更能接受的道理，總講外國學者用的語言，當一個肉喇叭，跟現實有點遙遠，也很掉價。

我也沒主動關注法治的本土資源，那只源自我一篇文章的題目而已。但一些讀者看了我的書之后，發現，原來我們身邊有這樣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可以用我們日常的話語來津津有味地討論。比較典型就是《秋菊打官司》這個電影，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引起了法學界廣泛討論。我只是關心當時中國法治的一些具體問題罷了，從容分析展開在中國社會語境中這些問題背后的道理。

不少法律讀者看到，原來法律理論不必是或一再重復外國人說的話，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在中國社會生活中這樣或那樣實踐背后的道理，利弊得失，誰的利，誰的弊，誰的得失，為什么如此，等等。這也讓一些讀者，主要是學生，了解到法學理論可以研究很多具體的問題，而不是只能研究法律的概念、法治與法制、法律的特點、法律的功能或其他等等。我也沒什么大想法，只是覺得這樣做才對，也有意思，同樣有理論和思辨。而因為有意思，也才喜歡，能對得起自己。其實，此后也一直如此，誠實對待自己，認真對待中國社會發展和法律實踐，認真對待歷史中國的經驗，努力體察其中的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