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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國會騷亂與民主911

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沖突事件不是普通的民主抗爭，而是一次“民變”，一次以特朗普主義為名的、挽回特朗普政治議程與權力的非制度化奪權。特朗普呼吁支持者聚集華盛頓，威嚇或阻止國會投票確認拜登當選。支持者響應呼吁，以非法方式“攻入”國會大廈，進行典型民粹式的破壞。美國兩黨與兩院精英迅速達成政治共識，推動完成選舉認證程序，保障總統權力順利交接。

特朗普的道德人格與政治形象在美國精英圈、公共媒體及盟友范疇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從而造成其政治意志的嚴重挫折，轉而采取了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妥協，迅速發布聲明反對暴力，制止支持者的抗爭行動，趕他們“回家”。美國主流社交媒體跟進“制裁”，以涉嫌持續煽動違法暴力為由封禁特朗普的超級賬號，截斷特朗普與基礎選民的網絡互動，引發美國“言論自由”執法權、判斷標準與規范邊界的嚴重意見分歧，也在華人圈制造了分裂性議題。

“那么各位，我們現在要做什么呢？”特朗普總統在與佐治亞州州務卿的一次通話中表示。“我只需要11000張選票?；镉媯?，我需要11000張選票。”（圖源：紐約時報）

而民主黨“宜將剩勇追窮寇”的二次彈劾行動以及施壓彭斯副總統啟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之“總統停權”程序的壓力動作，造成了一種極度羞辱性的政治追殺，是否存在民主斗爭中的矯枉過正，也引發各方疑慮。美國民主的內部自信與全球認可度遭受嚴重的滑鐵盧效應，可以大致稱為一次嚴重的“民主911”事件。

抽離具體的政治斗爭場景，特朗普的民粹煽動與民主黨的政治追殺，并不能單獨確證各自的民主正當性與代表理性，反而進一步削弱美國民主的民意共識和責任倫理，為進一步的政治沖突和街頭對抗制造新的裂痕與怨恨。

特朗普煽動民粹甚至叛亂，對美國民主的價值根基與全球信任度自然是產生了摧毀性打擊。那些既往只在威權、民主轉型或失敗國家出現的“選舉與權力交接”危機，回傳到2021年初的美國，造成“民主燈塔”的內爆效應，其震撼程度前所未有。

而民主黨的政治追殺頗有些“不講武德”，在特朗普已經承認敗選并協助“止暴制亂”的條件下依然發動全網封殺、政治彈劾乃至于“緊急停權”。全網封殺已經基本實現，彈劾或停權程序乃重大的憲法程序，耗時費力，預期在1月20日總統權力交接日之前無法完成，但政治羞辱性和斗爭威懾力不容小覷。 

如果說2020年11月3日的總統選舉投票及其后特朗普的選舉纏訟仍有合法空間可辯的話，那么2021年1月6日占領國會事件就不再是合法博弈與抗爭，而成為一場性質嚴重的“政變”。

盡管政變未遂，但特朗普式民粹沖動與政治危險游戲，確定打破了美國立憲建國以來所建立的以精英共和為內核的民主憲制傳統，引入了大眾政治的極端化因素，從民主屬性上推動美國民主的街頭化與非制度化，而這一趨勢恰恰是1787年聯邦黨人立憲所要嚴格戒備的。

1787年立憲建立在對1781年“無能邦聯”的政治批判和1786年謝斯民兵起義之政治恐懼的雙重反思基礎之上，由聯邦黨人領銜推動完成了關于制定新聯邦憲法以鞏固國家權威和統一法制的制憲工程。此次美國制度變亂是進一步對抗沖突的序幕，還是民主憲制改良的契機，我們仍需審慎觀察評估。

重估“特朗普主義”與美式民粹  

1786年，獨立戰爭后“饑寒交迫”的退伍軍人及農民發動了起義，遭到政府軍嚴厲鎮壓。筆者從前幾日美國各地“勤王”大軍冒著嚴寒、新冠病毒與法律風險誓師進京的創意海報、自拍照、宣傳語及各種行為藝術表現上，約略窺視到特朗普主義的“州權”根基與“民粹”底色。

響應特朗普“勤王”動員令的盡管也有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但主體部分仍然是低收入工人、農民以及社會邊緣群體，他們演繹及驗證了古典意義上“人民”的原始形象。而以“人民”圍攻“國會”的政治沖突象征意義則提出了美國民主憲制中的尖銳議題：當選舉與代議制度無法真正代表和回應選民的實質正義訴求時，民眾可以有怎樣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