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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殺特朗普的帝國理性與民主缺陷    

掌握巨大權勢與民望的政治領袖往往都會對民主程序與法治存有內在的不滿和抗爭，甚至有僭越的沖動。這種人格因素在特朗普身上是存在的。特朗普自比林肯第二，但美國建制力量與盟友范疇擔心的不是他的“林肯化”，而是在權力與民粹的誘惑下，一步步不加節制且無法挽救地走向法西斯主義或凱撒主義。

1月6日的國會動亂，震撼并嚇壞了美國民眾、精英集團及盟友體系，于是短暫造成了一種跨黨派甚至跨國性的“護法運動”，即美國兩黨與兩院與民主盟友們捐棄前嫌，就美國民主權力交接的程序確定性與制度穩定性達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識，國會對選舉結果的認證程序順利完成，所有人仿佛一下子都輕松舒了一口氣。

在美國參院，必須有20名共和黨人“倒戈”，才能通過彈劾案。（圖源：路透社）

可想而知，作為民主“圣殿”的美國國會，歷史上第一次被現任總統號召動員的“人民”所占領，而有關行動試圖阻止的竟然是多數人民投票形成的民主結果，這是怎樣一種所謂的民主的“美麗風景線”呢？“美國反對美國”、“人民反對人民”成了對美國民主神話的嚴格反諷，其意義挫折是空前深刻的。        

夾雜著憤怒、恐懼與沖突再臨的防范意識，以及美國民主“家丑外揚”的羞辱感，剛剛奪權成功及穩住陣腳的民主黨就對特朗普展開了政治施壓、封殺與追懲行動，試圖羞辱性地造成其“社會性死亡”和“政治性死亡”。

總統選舉投票完成后，面對不利結果，特朗普本來計劃兩步走：其一，窮盡司法程序和社會運動施壓機制，抵制拜登勝選和接任，目前來看基本失敗；其二，為四年后即2024年的“王者歸來”進行提前的政治鋪墊、議題掌控以及與基礎選民的粘合度建設，對兩黨進行政治劫持與博弈。

如果操作得當，特朗普盡管下臺，但其依賴民粹基礎和媒體煽動力的政治優勢會得到保持，甚至會因為拜登政府的執政錯漏而被放大與期待。然而，經過此次動亂事件，民主的道德基礎與程序理性遭到穿底式破壞，特朗普的政治計劃被完全打破，不僅精英被嚇壞了，人民及盟友也被嚇壞了。

出于對特朗普政治人格的極度不信任以及對美國民主重回理性軌道的超強需求，立場與利益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甚至包括彭斯、蓬佩奧及其他共和黨核心政治精英也選擇了遠離特朗普，支持民主過渡、法治與秩序。

對特朗普的“問責”之風是借助這種政治不確定性風險意識而來的，主要包括：

其一，美國主流社交媒體（推特、臉書等）的賬號封殺，堵死“推特治國”的優勢網絡，對特朗普可謂“一劍封喉”，由此引發對媒體“第四權”濫用與言論自由保護的意見分歧和價值大辯論；

其二，啟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的“總統停權”程序，由副總統彭斯召集多數內閣成員形成關于總統不能履行職責而停權的證明文件，提交國會投票表決而生效，但彭斯似乎無意于在超出“權力交接”范疇之外繼續展開所謂的“政治反叛”行動，標志著兩黨針對特朗普的法律行動共識是極其有限與薄弱的；

其三，啟動美國憲法的總統彈劾程序，對特朗普而言屬于任內第二次，美國歷史上首次“二度彈劾”，該程序依法由美國眾議院提出，參議院審理，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審理，由參議院投票表決，但彈劾由于程序復雜、兩黨爭議及時間倉促，難以順利完成。

以上問責形式中，社交媒體封殺是即刻實現的，但存在一定的合法性爭議，而總統停權與政治彈劾依憲法程序展開，動力不足，難以奏效，卻可以起到政治羞辱及“政治性死亡”宣判的打擊意義，切割特朗普與其支持者群體及精英網絡的政治合作關系，防范和化解特朗普主義對拜登執政及2024年總統選舉的殘余影響力。    

對特朗普的政治封殺，根源于一種深植美國精英圈的全球化共識與帝國理性：

其一，民主黨代表了一種內政上的自由多元主義和全球治理上的自由帝國主義，從政治思想本質、淵源及規范性上更接近一種新“聯邦黨人主義”，屬于美國建制派精英的基本價值觀與政治共識，而特朗普主義對此屬于一種價值背叛和反動；

其二，以美國社交媒體為代表的“第四權”是美國帝國理性與全球治理技藝的重要支柱，對傳播和鞏固美國民主的全球聲譽及影響力是關鍵支撐因素，特朗普對美國民主信仰的動搖和破壞，打破了這些社交媒體的核心價值觀、帝國事業責任感與規范合意，必須以嚴厲的封殺行動阻止特朗普的破壞性言論與煽動性影響；

其三，內閣造反的“總統停權”程序是民主黨對共和黨政治精英的脅迫和鼓動，試圖凝聚針對特朗普主義的“泛帝國理性”的新共識，通過將特朗普視為“民主之敵”而重塑美國民主的團結基礎與價值依據；

其四，彈劾程序來自共和黨占據微弱優勢的國會，代表了代議制精英民主對大眾民主與民粹領袖的政治批判和反制理性，試圖節制和阻遏美國來自底層的逆全球化沖擊力和破壞性，以維護美國作為全球化帝國的基本陣線與利益網絡。

因此，特朗普必須為其對美國民主與帝國理性的實質破壞行為付出代價，承擔責任，最低限度是要被清理出美國政壇，其標志就是“社會性死亡”與“政治性死亡”。如果特朗普試圖繼續保持政治存在與挑戰性角色，不排除總統權力交接后有針對其本人與家族成員更加嚴厲的刑事調查與懲罰。美國民主政治的殘酷生存游戲，正處于狂飆突進的顛覆性狀態之中，很有可能越玩越出界了。      

但針對特朗普的“民主黨”式政治追殺，是否就能夠凝聚起美國的民主與帝國共識呢？已經實質分裂的美國會因為“墻倒眾人推”式的問責特朗普而重新團結起來嗎？特朗普所代表的7400萬基礎選民的政治憤怒與社會不平等，以及美國本土民眾與全球化精英的價值和利益沖突，會就此撫平嗎？如果對特朗普的政治追殺矯枉過正，是否會引發美國人民的再次搖擺和反彈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綜合來看，民主黨的政治封殺夾雜著政黨私利（政治泄憤及阻止特朗普的2024挑戰）和對美國本土民眾利益的繼續壓制，拜登執政預期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維穩及實現既得利益集團的全球利益網絡之修復與促進，但對于解決美國本土民眾的失敗處境以及美帝國的衰退壓力并不會產生積極效果：

其一，特朗普主義本身并不是美國民主的病因，而是藥方。相比民主黨的自由多元主義與自由帝國主義藥方，特朗普的治療藥方有利有弊，半途而廢，因此進行周全理性的評估還很難有說服力。但有一點，簡單否定特朗普并不能直接找到解決美國民主病根的良藥。

其二，民主黨持續追殺特朗普可能造成6日事件帶來的“短暫共識”快速破裂，不僅共和黨難以與民主黨繼續共同行動，而且特朗普的基礎選民可能會被激發出新的激烈抗爭，造成美國民主政治再次陷入即刻并持續沖突的泥潭，1月20日就是又一次考驗的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