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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法要考慮合法性，也要考慮合理性”

劉璐律師認為，執法人員依據的是《食品安全法》，罰款金額也在法律規定的區間內。且本案中，因羅某夫婦并不能提供進貨來源，無證據證明其履行了進貨查驗等義務，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免于處罰的情形，“因此，嚴格從法律意義上來講，并不能說這份處罰無法律依據。”

“但行政執法除要考慮合法性以外，還要考慮合理性，在社會危害性較小情況下，執法部門應考慮適當性執法的問題。”

劉璐表示，在類似本案的情境中，涉及的貨值金額很低，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罰款6.6萬元顯然屬于罰款過重。

《行政處罰法》對從輕、減輕及免于行政處罰的情形作出了詳細規定，例如“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后果的，應當從輕或減輕行政處罰”。

“執法部門應積極考量案情中的各類因素，結合社會危害性，合理執法。”劉璐說。

但另一方面，在銷售者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中免于處罰的規定時，若一味按照《行政處罰法》中有關免于行政處罰的規定，進行免處罰，勢必會造成違法成本過低，反而助長市場秩序混亂。

“因此，如何參照《行政處罰法》從輕或減輕處罰，根據具體案情，確定具體罰款金額，對執法部門來說的確是一個難題。”劉璐說。

河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孫娟娟29日也發文指出，市場監管系統內也已有因類案減輕從輕處罰而被公益訴訟追責的案例，監管人員面臨著執法兩難。

參照過往案例，2019年9月，河南省駐馬店市的一家超市因其銷售的一批香蕉吡唑醚菌酯超標，被正陽縣市場監管局認定涉嫌違反《食用農產品市場銷售質量安全監督管理辦法》、《食品安全法》有關規定，處以5.5萬元罰款。

此后，超市店主起訴正陽縣市場監管局至法院，正陽縣人民法院判決結果為，變更行政處罰書中“罰款5萬5千元”為“罰款2千元”。正陽縣市場監督管理局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的判決結果。

河南省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上述案件的二審行政判決書

劉璐表示，目前法律規定的罰款金額過重，在有進一步明確的法律指引前，執法部門可依據《行政處罰法》以及參照《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確定一個合理的罰款金額。

值得一提的是，8月13日，司法部有關負責人就《國務院關于取消和調整一批罰款事項的決定》答記者問時指出，針對實踐中行政機關不愿、不敢適用減輕、從輕處罰規定的情況，2021年修訂的《行政處罰法》將“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修改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刪除了“依法”，這也是在引導行政機關可以直接適用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根據具體案情，合理實施行政處罰。

孫娟娟認為，這一食品安全問題由源頭違法違規生產所致，加重下游環節的處罰并不能解決該問題，也有失公允。

“作為引發法治反思的個案，其意義不僅在于以何種過罰相當來威懾經營者履行進貨查驗義務，更是強化從點到鏈的信息全程化來實現問題倒查、責任倒追。”

孫娟娟表示，當《食品安全法》將農產品銷售納入自身管轄后，農產品銷售中依舊存在的小業態也需要加以考慮。實踐中，“三小立法”（觀察者網注，食品行業“三小”一般指小作坊、小攤點、小餐飲，各地區分類略有差異）的地方授權給出了以規模大小開展風險監管的法制基礎，小業態的地方執法如何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這是一條可以考慮的優化路徑。

誠然，食品安全無小事，在食品安全領域嚴格執法也無可厚非。但在經歷三年疫情、大量實體經濟經營困難的情況下，處罰方式從嚴從重，不但不利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家助企紓困的效果。

正如國務院督查組所言，執法不能只講力度，市場監管部門在維護好市場秩序的同時，也要為小微主體的生存創造良好的環境。

在接受央視采訪時，榆林市市場監管局副局長延艷東坦言：“我們今天討論芹菜這個案值，確實還是有點問題。一般一個經營者，一年他的銷售額能有多少，你罰六萬多塊錢，在處罰上有點過罰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