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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談論愛情，阿蘭·巴丟當然不是第一例。眾所周知，柏拉圖就在《會飲》中讓一群當時最出色的智識人將慶祝宴飲變成了一場對“愛欲”的贊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會飲》最后，阿爾西比亞德（Alcibiades）突然闖進來，對他愛慕的蘇格拉底做了一番頌揚。他說，蘇格拉底就像一個外表丑陋但內在卻藏有小金人的雕像，需要打開它才能發現其動人之處。雖然阿爾西比亞德自己究竟有沒有“打開”蘇格拉底并認識到其中的小金人頗令人懷疑，無需懷疑的是他對蘇格拉底的愛——盡管或正是出于自己的自負，阿爾西比亞德孜孜不倦地試圖用各種手段“勾引”蘇格拉底，而蘇格拉底則始終不為所動。在阿爾西比亞德講完之后，在場的諸位都相視一笑：他顯然還愛著蘇格拉底。

無論巴丟會如何評價這個有關愛和哲學的著名場景，似乎可以認為，阿爾西比亞德確實符合巴丟在《愛的贊辭》中提出的對愛的界定。從這本小書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對于愛的界定：愛是執著的冒險，愛是對不可知世界的創造，愛是小型的共產主義，愛是事件的強度，等等。但讓我們暫時撇開愛在巴丟整個哲學體系中的位置（愛作為真理程序之一），回到問題的出發點：今天我們真的需要一位哲學家（而且是左翼哲學家）來告訴我們什么是愛嗎？畢竟在這個時代，關于愛的話語難道不是最泛濫、最常見的話語之一嗎——泛濫到似乎人人都有一點自己的心得體會。

但巴丟所批評的現象恰恰是這些泛濫的話語，首先是因為在這些流行理解中，愛已經被物化和商品化了。越來越多的相親節目和網站提倡的愛情觀正是商品性的和契約性的：通過一系列程序化和量化的標準——理想伴侶的身高體重年齡是多少、收入多少、興趣愛好是什么——愛已經變成了可以得到“保險”的商品。但巴丟強調說，愛需要的正是冒險和偶然性，愛必然需要處于其中的雙方都不再固守自己的同一性（因此也沒有什么可以得到保障，甚至連預期都是不可能的），愛將我們從同一性身份中解放出來，投入到以差異為基礎的新的世界之中：“事實上，愛是置于機遇中的獨特信任。它讓我們能在某些核心領域中體驗差異，并根本上讓人知道自己能從差異的視角來體驗世界。就此而言，愛具有普遍含義：它是對于潛在普遍性的個人體驗，因而對哲學而言舉足輕重。”（17頁）但與此同時必須強調，愛也不能被等同于性，原因是一樣的：如果把肉體的性關系理解為愛本身或者全部，那么我們將錯失從相互關系中擺脫原先的自我同一性的可能。巴丟認為，在性關系中與對方的肉體接觸所再現的仍然是我們的自我形象，對方僅僅是一種自戀快感的中介（這一點令人想到拉康），而與此相反，愛則讓雙方的中介關系本身成為目的——“在性中你其實處在和你自己的關系里，他者是一個中介。他者幫助你發現快感的真實。與此相反，在愛中他者的中介本身就足夠了。”（19頁）

在巴丟所描述的三種對于愛的話語闡釋中，他自己或許應該最接近浪漫派，因為后者強調的是相遇的狂喜。但巴丟立即補充說，愛絕不僅僅停留于相遇，也不應該把所有的關注點都放在這里。原因有二：第一，愛的重要性不僅僅停留在愛的關系本身，而在于愛的關系如何為雙方構建了一個新的世界。因此，需要思考的就是“當一個人從‘二’而非‘一’的視角出發體驗世界時，他看到的是何種世界？當從差異而非同一性的視角出發體驗世界、培育世界、在世界中生活時，這個世界是什么樣子的？”（22頁）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巴丟的哲學體系中，世界原本就是由差異性構成的，愛作為兩個人彼此結合的方式，其目的不是體驗差異性本身，而是如何從差異性中創造出新的世界，“差異”是愛的出發點而非本質：“構造一個以差異為基礎的世界，與體驗差異相當不同。”（23頁）不過，雖然巴丟在這里斷然拒絕了“體驗”一詞，他在另一個地方卻說，愛的普遍性力量正是讓人體驗差異：“愛事實上確實具有普遍性力量，但它僅僅是一個機會，給予我們體驗積極的、創造性的、肯定的差異。”（66頁）是不是巴丟自相矛盾？不是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像列維納斯（Levinas）那樣認為存在一個超驗的絕對他者（Almighty-Other），那么所謂的“體驗差異性”僅僅是重新建構同質性身份的一個借口，但愛的關系并不以新的身份認同為目的；相反，以愛作為出發點來構建的新世界，是一個所謂“同等的差異”（identical difference）的世界。對于這個稍顯晦澀的表述的意思，巴丟給出了一段很動人的描述：當你和你的愛人肩并肩坐在山坡上欣賞夕陽西下的場景，你能夠從這個場景本身、從你們兩個人此時此刻的默然不語中（而不是從她的列維納斯式的“他者的臉龐”中）領會到，“我所愛的這個女子正在看著同樣的世界，我們彼此世界的匯合屬于這個世界本身，并且在這一時刻，愛恰恰建構了一個‘同等的差異’的悖論，然后有了愛，有了愛持續存在的允諾。事實上，她和我如今都被納入這個獨特的愛的主體（Subject）之中，它通過我們的差異觀察世界萬象，因此這一世界也就能夠被想象、被創造，而不僅僅再現我自己個人凝視的景象。”（25-6頁）簡言之，愛的關系為雙方所構建的世界不是一個同質性的世界，而是保持差異的“二而一”的世界。

這個世界若要存在，僅僅依靠雙方的相遇是遠遠不夠的，或者說，“相遇”不能被理解為浪漫派意義上的體驗，而要恰當理解為一次“事件”。在這里，巴丟的意思是，愛的相遇事件無法被歸入現有的社會秩序，因而既無法預知，也無法將這次相遇形成的關系鑲嵌入現有的秩序之中。盡管人們已經談論了無數遍愛的關系，但每一次的相遇都是獨特的，或許這也是人們為什么始終對此話題津津樂道的原因之一。在巴丟看來，愛除了相遇事件之外必須帶有“持續性”：“（愛）在生活中發明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持續性。……它是對未知持續性的欲望。因為我們知道，愛是對生活的再發明。對愛進行再發明，就是再發明那一‘再發明’本身。”（33頁）因此問題是，如何將偶然的相遇轉化為愛的真理基礎？巴丟給出的答案包含兩個層次：第一，當然是對事件的忠貞。忠貞在愛中傳達的是，純屬偶然的相遇如何在日復一日的對于“持久性”的維持和再生產的過程中變為必然；因而第二，愛需要不斷生成和不斷創造才能凝定為真理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愛的宣告”標志著偶然機遇成為命中注定的時刻，“我愛你”這句話不是一勞永逸的一次言語行為，而需要不斷被重復和更新：這種重復并非機械性的空洞表達，反而是對事件的不斷確證，從而在時間的流逝變遷中實現永恒。

有趣的是，接著巴丟轉向了愛與政治的比較。根據他的論述，愛的關系可視為“小型共產主義”，因為兩者都忽略既定的身份認同而致力于由人的差異性為基礎組成的共同世界。“政治的核心可歸結如下：當個體相遇、組織起來、展開思考、進行決斷時，他們能做什么？對于愛，這個問題涉及兩個能夠掌控差異并使之富有創造性的人。對于政治，這個問題探討的是一群人能否創造平等。”（53-4頁）值得注意的是，巴丟并沒有把愛混同于政治：他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政治的規定性是敵人，而愛的真正敵人是處于關系中的自己，因為不是他人（如情敵）而正是自己，試圖將自己既有的同質性世界強加在雙方的差異性關系之中。但愛和政治的目的之一都是創造“平等”，在這一方面兩者看起來只有涉及人數的差別。愛人間建構的差異性交匯世界不可能以等級制為原則，因為那樣一來毋寧說又將愛的關系翻譯或轉化為對于既有身份認同的確證，也就是一種根本的自戀形式。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柏拉圖似乎與巴丟分道揚鑣了：我們看到，在《會飲》中從始至終恪守愛的關系所構建的世界并對其保持忠貞的是阿爾西比亞德而不是蘇格拉底；相反，蘇格拉底有關“愛的階梯”的講辭，在巴丟式的愛的關系中卻找不到理論位置。這里體現的是哲學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差異，還是兩種不同政治性的對峙？我們應該記得，柏拉圖認為政治形式上愛欲對應于僭政。如果要為愛的政治（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辯護，巴丟就必須面對普遍見解中的當代僭政——極權主義問題。回過頭去看，從政治角度處理忠貞與“背叛”，便是巴丟《倫理學》的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