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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危機及教訓

第二部分我要講一講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第一次是在1958年到1961年，第二次是1967年到1971年，第三次是1985年到2003年，最后一次是2008年到今年。這四次危機都會得出同樣一個教訓，就是什么時候忽略了預防為主，不把預防為主切切實實的落實到政策上貫徹、執行，就會受到懲罰，就會出現大問題。

先看第一次危機，我們這里有張圖，圖里能看到中國的疾控中心或防疫站的數量，以及疾控中心占醫院的比重。如果這樣來看的話，在1958年到1961年前后出現一次危機，雖然這個期間疾控中心、防疫站的數量還在增長，但醫院增長得更多一些。

所以第一次危機的表征就是防疫戰的絕對數量在增長，但相對數量下降。為什么呢？因為一些地方把衛生防疫站、專業防治所和衛生行政機構、醫療保健機構合并，被稱作“三合一”、“四合一”，合到一起當然也可以起作用，但可能會導致衛生防疫的功能弱化，進而導致了一些傳染病的回升。

這次危機的走出來要到1962年，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以后，衛生系統又逐步的恢復正常，衛生防疫的專業工作也得到了恢復，這次危機才算結束。

第二次危機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個公共權威機構都被打亂，所以我們看這張圖也能看得很清楚，第二次危機是從1967年到1971年，不僅是疾控中心占醫院總數的比重下降了，而且疾控中心的絕對數量也下降了。

所以第二次危機的表征，就是衛生防疫站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雙雙下降。原因是當時很多衛生防疫機構被撤銷了，合并到了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結果使得防疫人員外流、改行，導致傳染病的報告系統全面癱瘓，衛生防疫體系遭受到嚴重的影響。這就導致一些傳染病、寄生蟲病開始流行，疫情大幅回升。

當時流行性的腦積水炎累積發病人數有300多萬，發病率達到了4‰，死亡率也挺高，是5.5%左右。此外還有瘧疾爆發蘇、魯、豫、皖、鄂5個省發瘧疾的人達到2000萬人左右，爆發了很嚴重的危機。

一直到1971年以后，在恢復衛生防疫機構的同時，農村逐步的建立了剛才講的三級醫療防疫保健網，而且建立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赤腳醫生制度，有效地促進了疾病的預防控制工作在廣大的農村開展，這次危機才算過去。

第三次危機是在非典之前，表征是1985年到2003年之間，衛生防疫部門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原因是政府忽略了衛生事業，對其投入嚴重不足。后果就是衛生防疫體系不堪一擊，最后導致了非典危機。結局是非典以后進行了非常深刻的檢討，做了一些補救。

政府當時對衛生事業投入不足，看一看統計就能看得很清楚。從下面這張圖中大家看可以看到，中國花在衛生上的總費用其實一直都在增加，而且后邊越增加越快。但如果看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重的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從1985年以后比重急劇地下滑。

在1985年以前，政府的衛生開支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是40%左右，但到了2000年前后，也就是非典之前，比重下降到不足20%，大概只有16%、17%左右。政府對衛生事業的投入嚴重不足，所以政府防疫部門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

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各級衛生防疫機構實際上都是政府全額撥款的，不管是機構發展、設備添置、人員經費、業務開支，都是由國家支付的，這些衛生防疫部門給社會提供的服務也全都是免費的。

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財政對疾控機構的投入逐年萎縮，使得這些機構難以正常運轉，甚至發工資都難以為繼。政府就開始想讓這些衛生防疫部門收費，自己養活自己。比如說1985年國務院轉發了衛生部的文件《關于衛生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允許衛生防疫部門收取勞務費和成本費。

這個門本來開的是很小的，僅僅是收衛生防疫的勞務費的成本費，但后來這個門就被打開的很大，1988年國務院又轉發了衛生部另一個文件《關于全面深入貫徹預防為主方針，進一步加強預防保健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積極推行預防保健多種形式的有償服務和保償服務。之前都是免費服務，但現在開始要收費了。

1992年國務院《關于深化衛生衛生醫療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中也提出，“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衛生部門后來的工作會議也要求醫療機構要“以工助醫，以副補主”，讓醫療機構自己去賺錢。所以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有償服務就逐步演變成了疾控機構主要的籌資渠道，這個做法在國際上實際上是非常之罕見的，當時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和質疑。

我們看一看到非典前一年，2002年全國各級疾控中心的收入來源，可以分成四大類，其中一類是財政補助，一類是上級補助，這兩個都是上級政府給疾控中心的撥款，一共是24%左右。而疾控中心的收入大頭的72%來自于有償服務。

疾控中心本來是做公共衛生的工作，但這個時候大量的工作人員都“轉行”，開始像一般的醫療機構一樣通過給人家看病來收費，反倒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公共衛生疾病防控變成了次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