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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中國的各個省來看，缺口也很大。下面這張表是各個省的疾控中心的人員數和每萬人的比重，比重最低的是安徽省，然后是重慶，比重最高的是幾個少數民族的地方，新疆、內蒙、青海、西藏，但這些地方又不能完全按人來算，因為它的地域比較大，按照國家編委的規定，這幾個地方除了按人數算以外，還應該按地域算，實際上應該每萬人有三個以上的疾控人員，所以真正唯一達到標準的，恐怕只有西藏。

從全國來講，如果按照1.75每萬人來配備的話，中國至少需要將近25萬個專業的疾控工作人員，但我們現在只有18萬多，所以缺口是很大的，按照國家編辦的標準幾乎每個省都有缺口，只有極少數的幾個是不缺的。

更危險的是在疾控中心里，大量的高端人才開始流失。疾控工作人員人數減少，主要減少是什么人？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員。下面這張圖里有兩個數字，一個是衛生技術人員，一個是其他對訓練的質量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普通工作人員。

從2002年到現在，其他人員的數量幾乎沒有發生變化，真正發生變化的是衛生技術人員和執業醫師、助理醫師，比重下降了大概10%，高端的人才不斷流出。以在北京的國家疾控中心為例，從2015年到2018年，據說一共有214位高層次人才流出，其他地方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疾控中心的人數在下降，而且高端人才流失得更加嚴重。

更大的問題是基層的防疫疾控網非常薄弱，對于擁有14億人的中國來講，僅有19萬疾控人員數量顯然是不夠的。全國31個省市區平均每個省有4500萬人，但平均只有6150個疾控人員，靠這一點點人實在難以有效地實施公共衛生應急處置、傳染病防治、疾病監控、衛生教育、健康促進等防控工作。因為疾控的工作人員太少，所以在國家的四級疾控體系以外，還需要像以前那樣有一個縣、鄉、村的基層防疫疾控體系。有人進行過估算，這個體系需要按每萬人3-6個人來進行配置，算下來全國至少還需要42萬到84萬從事基層疾病預防控制的人力，才能進行全覆蓋。

問題是我們現在缺少這樣一個網，在現在的研究中，研究農村預防網的已經非常之少了，而且如果大家注意的話，可以看到稱呼也發生了變化。以前是叫做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但從2000年以后，大家已經把它叫做農村三級醫療網了，保健、預防這些功能的重要性顯然已經不太重視了，主要功能變成了醫生看病，而不是公共衛生。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第四次危機還有另外一個表征，就是從2003年以后，甲類、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上升。這是很不應該的，我們的醫療水平大大提高了、在醫療衛生方面的總費用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大大提高了，但傳染病的發病率、死亡率卻在上升，這顯然也告訴我們，這個體系出了一些問題。

最后我們來看一看預期壽命，預期壽命在2000年以后增長得比中間那一段時間要快一些，但跟改革開放前30年比還是慢了很多，現在一年大概能漲0.3歲左右。

在2008年到2018年疾控體系的變化背景下，發生了這一次的新冠肺炎，提供給我們一個機會來進行反思。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2月10號在北京調研指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時候指出，這場疫情對全國各級疾控中心的應急處置能力是一次大考，要把全國疾控體系建設作為一項根本性的建設來抓，加強各級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設，推進疾控體系現代化。我覺得這些話都說得很到位。

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小結，我把它叫做“四次危機、一個教訓”。這個教訓就是，疾控預防為主雖然是老生常談，但的確是金科玉律。忽略群體，只對個體進行干預；忽略預防，只注重臨床診療，終將付出沉重的代價。非典我們已經付出了一次非常沉重的代價，這一次代價肯定比非典要大得多，所以這個代價是非常沉重的。

這告訴我們，預防為主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因為預防為主，在我們的官方文件里一直都是這么說的，但僅僅這么說是不夠的，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政策舉措中間去，落實到人員與資金的配置上去。如果僅僅是在口號而不落實，那么恐怕沒幾年我們又會碰到下一次危機。所以一定要汲取這次的教訓，17年一次，對我們來說已經太頻繁了，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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