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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追求民主、發展民主、實現民主所進行的百年奮斗，科學概括了新時代人民民主的實踐形態，明確指出了新征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行動方向。

在全黨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之際，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高質量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主義民主研究中心和《政治學研究》編輯部共同推出“民主大家談”欄目，由青年學者對在民主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專家進行深入訪談，力求為廣大理論和實踐工作者準確把握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精髓、內涵要義、實踐要求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本期訪談嘉賓為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兼職高級研究員王紹光；特約記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唐磊。

【文/王紹光】

特約記者：您是較早注意到民主與國家能力關系的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初，您提出注意區分國家能力與政權形式的區別。同時您認為“好的民主制度必須是強的民主制度”，即要有一個強的中央政府作為保障，尤其“財力要集中”。請問您是受哪些事實和理論的觸動，開始進行這方面思考的？

王紹光：首先，我講一下事實方面的觸動。20世紀80年代末我就關注到國內的一個現象，即“預算外”。具體言之，就是政府預算外的資金規模幾乎和預算內的資金規模相當。無論從中國歷史上來看，還是與西方比較來看，這個現象都非常特別。我把這種“預算外”現象與當時中國經濟里面出現的一些亂象聯系起來。比如，地方對本地市場設置的各種保護措施。當然，這個現象現在已經基本消失了。

另外一個事實是，1991、1992年之交，我跟隨耶魯大學政治學系代表團到蘇聯訪問。這時的蘇聯正面臨解體，莫斯科最大的商場只有售貨員，卻沒有什么貨物可以售賣。我還看到街上有位老太太把一根香腸切成小塊出售，讓我非常震驚！

接著再聯系到理論。1989年的時候，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在當時的學術界乃至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他認為，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已經取得了終極勝利。當時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包括李湘魯、楊小凱、張欣等人也提出，中國應當給各個省更多的自主權，后兩人甚至提出，要讓地方“實行自治獨立”，在“兩廣兩湖重建楚國，華東重建齊國”，以便釋放經濟活力，從而實現民主政治。

這些理論以及我所看到的國內與國外的事件促使我進一步思考之前閱讀的一些著作。首先，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開篇第一句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區分政府的形式（form of government）和政府的能力或者程度（degree of government）。這與章太炎的“政體高下之分”與“政事美惡之別”可謂異曲同工。

其次，我受到熊彼特的影響，特別重視財政在政府能力中的作用。他創立的財政社會學（fiscal sociology）這門學科主張，社會與政治運行的所有細節都會反映到財政上去。當時我正在研究預算外與預算內的關系，這個主題屬于財政的一個部分。

此外，我在康奈爾大學的老師以及剛到耶魯大學時的一些同事，他們的一些著作是研究國家問題的。例如，康奈爾大學的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他在1978年編過一本《權力與繁榮》（Between Power and Plenty）的小書，就是論述權力和繁榮之間的關系。其中的“power”實際上是指“國家能力”。

我讀過的一些國際政治的文章也涉及如何衡量國家能力。比如，有的研究越南戰爭的著作主張，強大如美國依然在越南戰爭中失敗了，這不是因為美國的綜合實力不強，而是它的國家能力不如北越強。雖然北越十分貧弱，但它能夠集中動員一切資源與美國抗衡。這種集中動員一切資源、財富的能力就是一種國家能力。

當把這些東西都綜合起來以后，我在1991年寫的那篇文章提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一定要區分國家能力和政權形式。

特約記者：您認為國家能力的建設離不開決策過程的民主化，后者有利于加強政府的財政資源動員能力。而20世紀90年代分稅制改革以后，國家財政能力不斷增強。那么，一個強的中央政府是否會主動地持續促進民主呢？

王紹光：首先，我想談一談自己對財政狀況的判斷。在1993年進行分稅制改革以后，到今天我們已經走過了30年的時間。客觀來說，中央政府獲得的財政收入份額并沒有大幅增加，所以它的財政能力并不是越來越強。如果從財政支出的角度來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是一直在下降的。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即直接的財政支出比重像中國這樣低！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還是一個高度分權的國家。

其次，財政是由收入和支出兩個部分組成的。在《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分權的底線》里，我主要強調收入的問題。因為中央政府不掌握一定數量的財政資源，國家就會發生動亂。在1993年改革以后，我認為支出的問題也必須被提上日程。換言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攏財政資源以后，必須基于規則來使用它。

在2001年的時候，我在《讀書》雜志上發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就是《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我在那篇文章里主張，一個沒有預算的政府是一個看不見的政府，一個看不見的政府必然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肯定不會是一個民主的政府。美國在進步時代進行了一場“預算改革”。在進步時代以前，美國也沒有真正的預算。顯然，當時的中國同樣需要一場預算革命。在那篇文章結尾，我指出預算改革實際上是一場政治改革。

當時負責中央財政工作的領導人看到這篇短文以后，馬上指示要站在政治的高度，大力推進當時正徐徐展開的部門預算改革試點。在2002年我出版了同名書籍《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

當時的財政部長項懷誠為這本書作了序。他在序言的最后寫道，各級財政部門不能僅僅就財政論財政，要在更高的層次上研究財政工作，要充分考慮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需要。畢竟不管集權、分權，中央決策層都不可能完全掌握財政收入，各級政府、各個政府部門同樣會獲得與支配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財政預算，就會帶來很多問題。因此，必須推動財政支出的公開化、民主化。

2001年以后，中國開始推行大規模的預算改革。現在各級政府部門的預算公開程度遠遠高于20年前。這件事也糾正了自己以前的一個看法，即政府官員不會主動地推動民主化。此外，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即對安全、環境、民生、公平、正義與民主方面的要求，始終會給政府形成一個壓力，推動它不斷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