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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除了群眾路線，我們還有思想路線，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您怎么看待后者與群眾路線的關系？還有統一戰線這個重要法寶，是否也可以視為中國式民主的組成部分？還有其他組成部分么？

王紹光：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是聯系在一起的，也是中國式民主的組成部分。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調研”。你很難把“調研”翻譯成英文，“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完全無法表達它的真正含義。它出現的頻率也是有變化的。中央最近多次強調大興調查研究。群眾路線是一套體系，里面有很多東西。我們應該把這些內容都歸納到這個體系里，然后才會逐漸認識到，這是中國式民主的一部分。同時，必須把這些內容制度化、理論化，中國式民主才能永葆生命力。 

與群眾路線相比，統一戰線的目標群體比較特殊，主要是不同的精英群體。被統戰群體的遴選方式和他們的代表意義與群眾路線是不同的。他們的智慧、觀察問題的方式、分析群眾需求的視角等也十分重要，也要將他們融入決策過程里來。因此，統一戰線同樣是中國式民主的一個組成部分。

另外，我在《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里提到“開門”而非“磨合”，就是群眾路線。磨合這種決策方式本身帶有中國特色。我在書里面也指出，“磨合”這個詞沒有辦法翻譯。因為西方國家沒有這種東西，找不到合適的英文對應詞。他們的決策至少寫在決策規則上的叫多數決。我們的決策規則實際上是共識決策。

我以前分析過黨和國家各個層級決策的議事規則，從中央政治局到各個省的黨委、政府，你要是把各地關于決策的規則收集起來比較的話，會發現基本大同小異。在里面反映出來的想法都是共識決策，不到萬不得已或者十分必要，不采用票決的方式，而是用其他的方法來進行決策。這也是中國式民主的一個構成部分。

特約記者：我注意到您最近對全過程人民民主這個概念也作出了很有新意的理論闡發，您提出我們的人民民主是集象征性代表、描繪性代表、形式性代表、實質性代表四位一體。您能不能具體講講這個四位一體的內涵及其四個代表性之間的關系呢？

王紹光：四位一體就是全方位，我把它稱為“全方位的民主”。全方位的落實過程就是全過程。我提出的這個概念，既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有所區別，又與它相聯系。這四種代表其實是源于美國政治哲學家皮特金的理論。她在1961年出的一本書《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中區分了這四種代表性的概念，但更多是從哲學或者理論層面去論述。但是，我認為中國實現了這四個層面的民主。

皮特金及其著作《代表的概念》

第一，象征性代表。除了國旗國徽、國歌這樣的符號以外，還有一種就是“意符”，也就是意識形態符號，它也是一種象征性的東西。中國共產黨提出過很多口號，究竟有什么意義呢？當你每天宣傳人民至上，說我要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實際上會給國家造成一種壓力，使得它不能懈怠。

宣傳這些象征性內容并不是毫無意義，它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它一方面可以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團隊凝聚起來，同時也會把執政群體與群眾聯系起來。每一個政治體系都離不開意識形態符號，美國有一套符號來宣傳所謂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我們則形成了以代表人民、服務人民為核心建構起來的一套意識形態符號體系。

第二，描繪性代表，就是被代表者的構成成分和代表者的構成成分大體相當。描繪性代表在代議制里本應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現在西方討論比較多的，黑人必須由黑人來代表，女性必須由女性來代表。與西方議會相比，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描繪性代表的程度上要高很多。我們的代表成分和全體人民的構成成分是高度一致的，而西方議會里面有大量社會精英，議員的構成成分和社會成員的構成成分匹配度很低。

第三，形式性代表，我們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協制度。

第四，實質性代表，就是群眾路線。我們在這四個領域都做了相當豐富的工作，形成了全方位的代表。落實全方位代表的過程就是全過程人民民主。

特約記者：最近的技術進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讓國外的一些學者感到憂慮，擔心民主會遭遇技術的挑戰，未來算法力量對民主的操控與破壞可能更甚于資本。您怎么看待技術發展與民主發展的關系問題？還有技術發展會不會造成國家認證能力的無限制擴張？

王紹光：人工智能對民主產生的挑戰，主要是針對票選的。票選這種方式本身就容易被操縱。比如，古希臘人反對過多的選舉，因為他們意識到票選是很容易被操弄的。古羅馬時，西塞羅的弟弟為了讓他贏得選舉，專門寫了一本書，叫做《如何贏得選舉》（How to Win An Election），教他怎么去操弄選舉，結果西塞羅順利當選。這本書最近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后，一些西方政客就說，今天和那時沒什么區別，操控方法都是一樣的。比如在選舉的最后一刻，把某人的性丑聞爆出來，古羅馬人也這樣做。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票選被操控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所以，千萬不要低估抽簽的潛力。很多人會認為它是一個非理性的東西。我認為它是用一種理性的方式選擇的一套排除理性的工具，來使得整個過程達到最理性的結果。今天有很多地方在不斷地實驗一些新的抽簽方式。我們不能低估它，應該多觀察。我與中國人民大學的歐樹軍教授剛剛編譯了一本書即《抽選的復興》可供參考。

人工智能只能在“智”（intelligence）上面起作用，但與民主相關的更多的是人們的需求、倫理與道德等方面。在這些方面我認為人工智能目前還無法構成挑戰。或者說，人工智能對中國式民主的威脅不大，反而是對西方那種本來就容易被操弄的票選式民主造成的沖擊更大。

特約記者：感謝您耐心地對上述問題作出細致解答。最后想請教，您作為一位資深的政治學者，能否給未來從事民主問題研究的年輕學者提一些建議？比如，我們應該從哪些角度來研究民主理論、全過程人民民主呢？

王紹光：我覺得年輕的學者比我們這一代人可能會有很多優勢。當年我們進入政治學領域的時候，都是沒有自主性的，覺得西方民主就是普世的、先進的。這種普世的想法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不過，今天的年輕學者進入這個領域時，就會有人告訴他們，西方的那套理論未必是普世的，要客觀了解中西的優長與短處，要有自主的意識。因此，我們要奉行拿來主義、為我所用，而不是去盲目接軌，去全盤接受。我則是進入政治學領域將近20年以后，才開始有自主意識，主張破除接軌思想。年輕人沒有這個思想包袱比較好，應當繼續往前走，構建一套自主的知識體系。

那么，如何建立自主的知識體系呢？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參照系，可以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只有這樣，才能區分中西之間的差異，才會有自主的意識。也就是說，必須帶著自己的獨立思考去深入了解西方制度。其次，要有比較視野和歷史視野。就比較視野而言，可以有理論的比較、中西的比較、跨國的比較、實證的比較、不同文化的比較等。至于歷史的視野，就是縱向的比較。最后，每個人的思考可能都會有所偏重，所以只有集思廣益、一起努力，才能建立一個更加自主的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