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久久精品免费福利电影,国产又黄又大又粗视频,A级毛片免费播放无码,人人妻人人爽人人澡欧美一区

特約記者：我注意到您對“國家能力”這個概念的內涵界定是有發展的。從最初的三個方面到《民主四講》里面您又提出六個方面，到2014年您又把它擴展到了八個方面，可見您對這個概念和相關理論始終在進行思考與完善。但是否會造成一種印象，就是隨著它的內涵不斷豐富而影響其解釋的有效性？

王紹光：在1991年那篇文章里，我雖然提出三種國家能力，但它的定義并不清晰，而且主要論述汲取能力。在1993年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里，我論述得稍微細致一些，但仍偏重于汲取能力。在2008年《民主四講》里，我提出了六種國家能力。在2014年，我提出了八種國家能力。現在，我最終確定了九種國家能力。

我們必須區分“國家能力”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它的內涵就是國家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1991年的那篇文章受到當時的國家自治力（state autonomy）理論的影響，即國家有自己的自主意志。因此，國家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就是國家能力。至于它的外延幾乎是沒有邊界的，涉及方方面面，無窮無盡。

我一直以來的理論努力就是研究基礎性的國家能力。我們建立了兩條標準來識別基礎性國家能力：第一，缺乏某種基礎性的國家能力，其他國家能力難以發揮；第二，缺乏基礎性國家能力，國家的運作會困難重重，亂象叢生。這一類的國家能力就是基礎性的。我現在提出九種國家能力。前四種是基礎的基礎，就是所有國家能力里面最基礎的。第一種是強制能力，第二種是認證能力，第三種是汲取能力，第四種是濡化能力。“濡化”這個詞受到朱云漢老師的啟發。這四種國家能力是從古至今任何國家必須具備的。

最近讀到章太炎的文章，他說“國家者，以力征服，以德懷濡”，他說的就是強制能力與濡化能力。還有五種國家能力是進入現代以后國家必須要有的。第一種是規管能力。在19世紀時，國家尚未干預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國家的規管涉及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第二種是統領能力。第三種是再分配能力。第四種是吸納與整合能力。國家可以通過民主或者其他方式來實現這一點。第五種是調適能力，就是一個政治體系能否不斷地適應挑戰和環境的變化，做出適當的調整。

2017年以后，我開始更多強調國家的調適能力。對于前現代國家而言，前四種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對于現代國家而言，后五種能力同樣重要。因此，這九種能力一起構成了基礎性的國家能力。

特約記者：西方社會聲稱自己的民主制度具有自我糾錯能力，您這里提到的調適能力和那種自我糾錯能力有什么不同呢？

王紹光：我提到的調適能力與民主制度沒有什么必然關系，更多涉及復雜適應系統理論（complex adaptive system）、生物進化理論。

首先，復雜系統是具備調適能力的條件之一。復雜系統是這樣一個系統，它的每一個組成部分既相對獨立，又彼此磨合、互相學習，使整個系統協調運作。

其次，系統本身必須保持內部的多樣性。在應對同一挑戰時，系統里不同的部分會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從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其中有的處理方式可以通過縱向的途徑，即從中央到地方的貫徹，或者通過橫向的互相學習傳遞到別的地方。這樣整個系統就會更有調適能力。

特約記者：您能否更詳細地解釋一下認證能力和濡化能力？

王紹光：由于大家特別熟悉認證能力，反而容易忽視它。例如，古代要征稅首先必須了解各個地方的田畝總量與每戶的平均田畝數量、田畝所在地點等信息。古代征兵必須首先掌握全國人丁的具體情況。因此，翻閱中國統計史可以發現，我們的認證能力很早就發展出來了。

在今天這個時代，為了適應數字化的要求，我們生活的所有細節似乎都需要被認證。例如，大約十多年以前我去北大荒，那里的集團負責人介紹說，今后每一顆大豆都會被認證。它的生產條件、生產環境、流向和最終被做成什么產品都可以追蹤。我們的生活幾乎離不開認證能力，但我們卻選擇忽視它。人們甚至認為它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實際上，認證能力是治國理政的根本之一。

至于濡化能力，它對于一個民族、語言、宗教眾多的大國而言相當重要。國家必須培養不同群體的共同體意識，使他們和諧地生活在同一個政治體系里面。但共同體意識并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必須借助濡化的過程。換言之，國家必須不斷地教育人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同屬于一個國家共同體。國家的濡化過程需要共同的語言、核心價值觀這樣的有效工具。在一個共同體里生活的大多數人必須接受某一套最低標準的行為準則，社會才會實現和諧。否則，僅僅依靠強制能力維護社會秩序，會產生高昂的成本。

特約記者：我理解，秦代立國后推行的“車同軌、書同文、量同衡、行同倫” 就是一個濡化過程，但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涉及國家的強制能力，要通過政府強力推行才能做到上述濡化。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王紹光：客觀地說，濡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強制能力。在法國、意大利、美國等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都伴隨著嚴重的暴力過程。例如，最近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國家，都發掘出印第安人的住宿學校。換言之，這既是一個濡化的過程，也是非常暴力的過程。

特約記者：那么這種濡化過程是否能夠緩解或克服亨廷頓所謂的種族、文明間的沖突呢？

王紹光：我認為亨廷頓把差異本質化了，根本就不存在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文明差異。這些差異都是構成性的東西，而構成是一個濡化的過程。因此，一方面，我們強調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另一方面，民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同樣關鍵。否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亞以及埃塞俄比亞這樣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叛亂、造反與戰爭等許多問題，都與他們內部居民缺乏共同體意識有著密切關系。這些事情只是沒有被主流媒體報道出來而已，但背后缺乏濡化能力的問題始終存在。

特約記者：您提到的規管能力和統領能力，請問如何理解它們的內涵呢？另外，您提到的國家的汲取能力雖然涉及財政問題，但您似乎沒有特別提出一種發展經濟的國家能力，發展經濟的能力是否屬于國家能力范疇呢？

王紹光：首先，規管能力就是國家管理社會、發展經濟的能力。其次，統領能力就是國家管理自己的能力，即管理國家機構和國家工作人員。國家機構包括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的各個部門，包括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關系。因此，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屬于統領能力的領域。

由于反腐敗工作涉及國家公職人員的行為，它同樣屬于國家的統領能力。如果國家無法有效地管理自身，那么它也很難處理好社會與經濟領域的事務。最終，經濟也不能發展。換言之，這些基礎性的國家能力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發展經濟的能力不屬于基礎性國家能力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