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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國防態勢的變化，讓幾個重點方向都必須優先考慮聯合作戰，而技術落后和長期積攢的體制問題，為舊的指揮架構帶來了改革的需求。傳統上，我國受技術裝備和國防態勢需求的限制，幾個重點作戰方向都以單純的陸地戰役、海軍戰役為主。各軍種只需要“各司其職”，就能解決潛在的國防需求。過去的“軍區”架構，以大陸軍為主，輔助以軍種司令部的架構，確實能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應對巨大部分國防問題。但隨著時代變化，當代我國幾個重點方向面臨的國防威脅，都不再是傳統的“陸地戰役”、“海軍戰役”或者新興的“空軍戰役”能夠解決，而需要一個更加復合的戰役手段來解決軍事斗爭問題。

就拿我們現在重點戰略方向，東海方向舉例，在未來的祖國統一戰爭中，陸軍不僅要為登陸后的陸地戰役“戰略決戰”進行長期準備，海軍和空軍也需要面對更加復雜的制海、制空、空對地和以海制陸等復雜聯合作戰需求。而傳統的軍區架構，顯然不適用于日趨復雜的軍事斗爭。舉個例子：如果陸軍需要跨海峽進行縱深打擊作戰，那么顯然陸軍無法獨自做到信火電一體，需要空軍開辟電磁走廊，但是這種情況下，傳統的軍區聯合司令部層級明顯不適用于陸空軍這樣的協調，這就對我們構建聯合司令部提出了自上而下統籌全局的改革需求。

陸軍縱深打擊也需要海空軍戰機開辟電磁走廊，這是過去的指揮架構難以完成的 圖源：社交媒體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人民軍隊就只能改革。人民軍隊自2015年起，就經歷了脫胎換骨的重塑，通過“軍改”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適合現代化聯合作戰的指揮建設架構。在脖子以上的改革中，“軍改”取消了4大總部制，軍委機關從4總部變為15個。為了應對多個軍事態勢不同的戰略方向，我軍將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作為本戰略方向最高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戰區可以統一指揮戰區的所有軍種部隊，落實了“戰區主戰、軍種主建、軍委管總”的原則，為未來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打下了基礎。同時，為了確保“全域作戰”，我們還單獨建立了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這兩支部隊的架構，是完全依賴于“聯合作戰”指揮組織架構的，是我軍新軍事學說的反映。

舉例而言，轄有空降軍、83集團軍等快反力量，掌握全軍大部分戰略運輸機隊和空基核反擊力量的中部戰區，司令員是空軍上將乙曉光；而轄有海基核力量、重點方向在南海方向海空一體戰的南部戰區，司令員則是海軍上將袁譽柏。這種架子的搭建，為我軍一個司令部指揮諸軍種聯合作戰打好了基礎。

國慶閱兵中震撼出場的五大戰區指揮員 圖源：新華網

而在脖子以下，我們進行更為激進的改革。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陸軍戰區-集團軍-合成旅-合成營的編制體制改革以外，空軍也進行了基地-旅制編制體制改革，建立起了“戰役方向空軍合成指揮機構”，進一步增強了各兵種部隊合成作戰能力。而火箭軍方面也根據“核常兼備”的原則，重新確立了新的基地-旅制度，大幅度提高了核導和常規導彈部隊編制和作戰范圍，作戰能力。

海軍作為“小三軍”，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編制體制改革：將海軍陸戰隊獨立成軍、采用基地-旅制度，取消傳統的“三大艦隊”，變為“戰區海軍”等。這種編制體制的大改革，為我軍聯合作戰人才培養、聯合作戰戰役規劃和實施打好了基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空軍、海軍在本輪脖子以下改革中也十分激進，新的體制更加適合現代作戰 圖源：社交媒體

就拿我們熟悉的陸軍合成部隊聯合作戰舉例子。過去，受限于通訊設備和數據鏈，三軍數據鏈不融合，需要將不同的數據集中到上級首長司令部來處理。而上級單位，比如軍區空軍是空軍駐各大軍區的戰役軍團，歸空軍建制，受空軍和軍區的雙重領導。如果陸軍戰役單位（機步旅或摩步師）需要呼叫上級海空二炮火力支援，需要通過基層單位-旅指揮部-集團軍指揮部-軍區指揮部-軍區海空二炮軍協調單位-軍區海空二炮司令部-海軍二炮基地/艦隊/航空兵師-基層單位等。

這種例子中最夸張的一個，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南京軍區步兵86師炮兵團與空軍炮兵偵察機聯合舉行的偵察校射演練。當時，炮兵團想要通過炮兵觀測機校正射擊諸元，需要通過前述一大串流程，才能拿到有關的數據，從請求到拿到諸元用時需要接近15分鐘。盡管當時炮兵師通過專項研究，改進各流程耗時的方式，將這一大長串流程的耗時縮短到了1分鐘，但現代戰爭中有大量的數據分法和自動指揮，不可能通過同樣的“笨方法”節約時間。

這段故事至今還在該旅的旅史館，而數年以后就是緊張的臺海危機…… 圖源：央廣軍事

在本輪“軍改”中以后，我們基本建立了扁平化指揮體系，軍兵種直接利用數據鏈和通信系統直連戰區聯合指揮司令部。但是這種多域作戰帶來新的問題，也就是程序和指揮權責上的問題，陸軍打擊部隊希望配合空軍開辟空中電磁走廊，那么兩個軍種之間協調的機構是什么？負責協調的機構是下放還是上移？具體的協調程序是什么樣？各個軍種的權責是什么？這都是本次《綱要》要明確的問題。

“軍改”以后脖子以下的改革也帶來了人才培養的問題。新增的人才編制解決了過去參謀部層級過高的問題，但隨著參謀層級從過去的集團軍、基地下沉到營、旅等單位，這帶來了更高的人才培養需求，同時對指揮員和指揮機構的要求也急劇增加。為此，在本輪“軍改”中，原大軍區擁有的人事管理權交給新成立的軍委軍種領導機關，幫助指揮員能更加注重打仗問題。但如何系統性地培養大量有高價值人才，這些高價值人才掌握什么技能，也是本輪《綱要》要明確的部分。

比如空軍引導員從空軍下沉到陸軍合成旅，就需要統帥部自上而下的統籌協調 圖源：美軍

此外《綱要》將要指導我軍進行聯合作戰的裝備建設。我軍在前20年用兩個軍事建設周期基本實現了機械化，以準備軍事斗爭為核心采購了大量的裝備，實現了全軍普遍的換裝。到2020年末，陸軍裝備59式坦克等一代裝備的單位不超過5個旅/團、空軍裝備殲-7系列戰機的不超過10個旅、海軍換裝情況較好，已經基本完成驅逐艦和護衛艦船團的換裝。這樣一支以二代半、三代裝備為主，少量四代裝備為先鋒的軍隊，已經基本上可以實現“立足現有裝備，打贏未來戰爭”。

然而，我在年初的軍評寫到過，進入第三個周期以后，得益于此前“裝備一代，預研一代”的長期規劃，一系列下一代戰場裝備，如055艦、殲-20、東風-17等第四代戰場系統已然厚積薄發，而更多的第四代戰場系統正在路上，即將定型列裝部隊。而這些高技術兵器，其戰斗力生成模式與以往的軍事裝備“大相徑庭”，需要專門系統的學習才能掌握。這也是本輪《綱要》的重點——軍改以來，各種試驗的聯合作戰改革成果，包括新訓練大綱確立的各種軍事研究成果，各種新武器能力帶來的新軍事理論，都要在本輪《綱要》后以軍事法規和條令的形式確立下來，并確保每個指戰員都能理解和執行。

比如空軍最新的作戰理論，制電磁權、制網絡權等，都是需要專門學習，且軍事理論會不斷創新

同時，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今天，《綱要》還要在通用性和避免裝備重復建設上下功夫，避免資源浪費，同時要做到1+1＞2的效果。舉例而言，在防空武器方面，海軍、陸軍、空軍和火箭軍都有自己的需求，但同時也追求裝備的通用性和互操作性，諸軍種和諸兵種需要在上級領導機關的統一協調下，才能做到防空武器建設上的互補和不浪費，同樣在制電磁權上，陸軍的裝備建設、空軍的裝備建設、戰略支援部隊的裝備建設有互補性，雙方在發展上需要“各取所需”，才能在未來的聯合作戰電磁領域斗爭中統籌協調。

隨著我軍在2020年完成軍事改革初步目標，中央軍委在這個承上啟下的時間節點施行《綱要》具有歷史性意義，它將明確我軍未來15年的發展目標。面對未來15年的遠景軍事目標，2027年的建軍百年建軍目標和“十四五規劃”中的建設目標，《綱要》的發行將規范我軍部隊聯合作戰建設、明確聯合作戰條件下的軍事斗爭準備、提出相關的聯合作戰理論、明確闡明聯合作戰和準則，向各級指戰員提供現代化軍事斗爭的軍事指南。

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練，這是之前統帥擘畫的強軍練兵之路。本世紀進入第三個十年，我們人民軍隊正站在一個全新時代的大門面前，前方是一片光明而又未知的殿堂。越是在這種時候，進入大聯合時代的人民軍隊，越需要清晰的指引。而圍繞“仗要怎么打贏，仗就如何打”的聯合作戰綱要，無疑是圍繞實戰進行的新一輪思考與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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