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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對于西方新聞業的知識精英來說幾乎是災難性的一年。這不僅體現在傳統媒體發展前景的持續暗淡上，更反映在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等令新聞界錯愕和尷尬的事件上。一系列調查數據能夠更清晰地說明問題，主流媒體的民眾信任程度已經下落到二戰以來的歷史最低點。

以美國的情況為代表，蓋洛普的調查顯示，只有32%的民眾表達出對大眾媒體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的媒體信任統計數據是18%，而87%的“保守派民眾”認為大眾媒體在進行歪曲報道；美國新聞學會的調查結果更顯嚴重，只有6%的美國公眾對新聞界仍抱有充分信任。歐洲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根據歐洲廣播聯盟（EBU）發布的報告，歐盟國家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度也基本在50%以下，持續降低的趨勢同樣明顯。

從19世紀晚期開始，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大眾媒體和職業新聞群體不僅扮演著政治議程的推動者、“客觀事實”的呈現者，還一直精心地將自己塑造成社會進步的引領者和普羅大眾的代表者。在事業最為輝煌的年代，新聞業的知識精英曾經廣受民眾愛戴，主流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幾乎就等價于西方社會的文化政治共識。而如今，這一切光榮的歷史似乎正在煙消云散，新聞界不僅面臨產業上逐步蕭條的困境，也在感受著歷史上少有的孤立和尷尬。

多年來對歐美新聞業的自由派腔調十分不滿的保守政客和民粹運動領袖們開始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他們利用這場信任危機發動了一輪針對主流媒體的猛烈批評。在英國，獨立黨領袖、脫歐派代表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在歐洲新聞界的峰會上趾高氣昂地宣布：2016年見證了一場“政治革命”，迎來了“局外人”的勝利。他當著眾多知名記者的面，指責他們長期忽視底層大眾的聲音，最終使得主流媒體遭到底層的鄙視和拋棄。

法拉奇在?？怂闺娨暸_評論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在荷蘭，極右翼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經受了多年排擠也終于在2016年揚眉吐氣，在選舉中一路領先。他們同樣毫不客氣地抨擊主流媒體在各種社會議題上的偏頗態度和一直以來對待民粹運動的嘲弄和諷刺。很多長期被輕視的荷蘭基層民眾確實已經遠離主流新聞界，并開始擁護PowNed和GeenStijl等迅速崛起的另類右翼媒體，這讓反伊斯蘭和反移民的激進聲音獲得了龐大的聽眾，進一步推動了民粹主義的政治動員。

荷蘭自由黨領袖海爾特·維爾德斯

在意大利，政治明星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激烈地抨擊該國記者“制造假新聞”并編造各種故事來詆毀他所領導的“五星運動”。他由此呼吁設立一個“人民陪審團”來評判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對于一直聲稱堅守行業自律，以免公共力量干涉的主流商業媒體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挑釁。難怪格里洛這個“公眾監督媒體”的提議竟被新聞業的精英們類比為羅伯斯庇爾、塔利班、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媒體管制。

意大利五星運動領袖貝佩·格里洛在發表公開演講

在德國，反移民政黨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短時間內出人意料地占領了議會的大量席位。他們使用Lügenpresse（撒謊的媒體）這個有歷史背景的專有名詞來攻擊新聞界。媒體行業的有識之士由此聯想到納粹針對猶太人、共產黨和國外媒體的宣傳運動。當時，“撒謊的媒體”正是一個經常被法西斯政黨使用的詞匯。在歐洲，類似上述列舉的現象絕不在少數，右翼社會運動的興盛及其與主流媒體精英對峙的狀況幾乎已經遍布各國。

德國右翼社會團體使用納粹時期的常用語Lügenpresse來批評主流媒體

當然，在這輪來勢洶洶的抨擊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表現。他在多個場合毫無顧忌地公開與新聞界為敵，對主流媒體進行徹底的否定，將偏頗、造假、脫離群眾的標簽奉送給他們，這在美國政治的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它所預示的危機已經不簡單局限在媒體領域之內。

有意味的是，特朗普等人對媒體進行指責時，經常使用公司化媒體（corporate media）一詞。而這一稱謂以往一直來源于進步人士和左翼社會運動對主流商業媒體的批評。例如，2016年大選民主黨的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雖然與特朗普的政治立場和政策方案截然相反，卻也在其新書《我們的革命》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評“公司化媒體對我們民主制度的威脅”。

與英國工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西班牙左翼政黨“我們能”（Podemos）和前些年興起的希臘左翼聯盟（Syriza）等稍顯激進的左派運動一樣，桑德斯在主流媒體中的待遇雖然不像特朗普那樣被反復嘲諷，卻是可能更糟糕的結果，即長期被忽視。不僅他們談及的各種民生議題無法被納入主流媒體的傳播議程，他們的形象和風格也不像特朗普等人那樣有賣點，因此常常被排擠在媒體聚光燈之外應該就是可想而知的結果了。

當然，在主流媒體已經失去大量民眾信任和關注的年代，這并不意味著這些民粹的或進步的社會運動會喪失動員力量。這一年歐美政治的風云突變告訴我們，傳統新聞界的知識精英們已經無法通過精心設計的傳播議程來主導社會議程，他們正在遭遇一場在社會輿論影響力上的尷尬潰敗。

二

主流媒體的新聞業者面對這場危機表現出了少有的驚詫和失措。危機狀況一度讓新聞界自身的問題成了新聞媒體評論的焦點。業界評論家的第一反應是責怪愚蠢的大眾被煽動和誘導，接著又歸罪于社交媒體破壞了傳播生態，讓理性和真相淹沒在激憤和謠言之中。這種感受就像是被錯關在鐵籠中的囚徒，充滿著無辜、焦慮和憤怒，卻又只能不斷抱怨而無法對眼前的危機進行合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