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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白宮記者的采訪經歷很典型地展現(xiàn)了媒體精英面對社會底層時的困惑和無奈。當她在街頭遇到兩名揮舞旗幟的特朗普支持者并嘗試與他們對話時，發(fā)現(xiàn)他們“看上去受過教育，講起話來卻云遮霧繞”。其中的一個退休工人，指責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花費是特朗普的五倍，當記者告訴他這是已被戳穿的謠言時，得到的只是鄙夷和否定。

另一名被訪者向記者抱怨奧巴馬總統(tǒng)毀掉了美國的經濟，記者則試圖列舉奧巴馬執(zhí)政期間美國失業(yè)率大幅下降的數(shù)據(jù)，然而得到的卻是對方的嘲笑和不信任。據(jù)這位記者判斷，被訪者們說出的日常新聞來源都是一些小道消息的集散地。大量基層民眾寧可相信未經核查的，毫無專業(yè)性可言的信息渠道，也不愿相信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和專業(yè)訓練，以健全的行業(yè)規(guī)范來實踐“第四權力”的職業(yè)媒體人。

這種尷尬狀況在《時代周刊》的一個精辟句子中得到了回應，這份刊物在推介他們2016年年度人物特朗普的時候寫道：“只有對事實的講述者報以信任，所講述的事實才有力量”。

主流媒體經常表現(xiàn)出對特朗普支持者的困惑和鄙夷

可以想象，這種境遇在知識精英看來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和無法接受。一種前所未有的挫敗感正在轉變成對基層民眾的怨言。著名獨立記者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敏感地捕捉到了新聞界的這種負面情緒：“他們徒勞地思來想去也無法合理解釋為什么會出現(xiàn)英國脫歐和那些被建制派譴責的左右派運動，最后只有一個出路：就是指責這些民眾的腐敗、忘恩負義、不道德、激憤、種族主義和無知，而不是歸因于他們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經濟困境。

”如果看一看歐美那些國際性或全國性的電視新聞和報章雜志如何諷刺社會大眾的政治表達和運動，就知道格林沃爾德此言不虛。正如英國《衛(wèi)報》編輯加里·楊吉（Gary Younge）所形容的：“一群住在倫敦的媒體評論家，用人類學一般的方式看待英國的工人階級，總是將他們描繪成分不清好壞的偏執(zhí)狂，好似這些人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發(fā)育不全的物種。”

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媒體精英與社會基層在傳統(tǒng)上的“代表\信任關系”正在轉變?yōu)椤懊镆昞對抗關系”，這種變化的影響并不局限在新聞界內部，而是預示著社會文化領導權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機。

當然，新聞界一些有想法的知識分子不會一直停留在責怪民眾無知這個層面上討論問題，他們還十分深沉地思考了一下整個傳播生態(tài)變化的負面影響，并得出了非常富有時代感和表面說服力的結論：社交媒體繁榮所帶來的假新聞泛濫是破壞輿論環(huán)境、誤導人民大眾的罪魁禍首。

最近一段時間，反思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正成為知識界的一個潮流，而“后真相”（Post-truth）也成了媒體知識分子頻繁使用的時髦詞匯。一些振聾發(fā)聵的名言警句開始頻繁出現(xiàn)在新聞界的討論中，例如“如果要拯救民主的靈魂及其神圣的使命，我們就必須全體面對和解決‘后真相狀態(tài)’這個新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讓2017年成為我們?yōu)槭聦嵍鴳?zhàn)的一年”。

原本歡呼新媒體發(fā)展帶來社會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并利用社交媒體的鼓噪推動了“阿拉伯之春”等社會運動的有識之士們，如今都紛紛轉向，將攻擊的矛頭指向民意集散的賽博空間，批評它缺乏有效的監(jiān)管與核實機制，破壞了民主生活秩序。同樣的邏輯，在伊戰(zhàn)和敘利亞戰(zhàn)爭中，各種帶有宣傳目的的假新聞層出不窮，當時的文化精英們非但沒有核查過信息的準確性，反而傾力傳播那些精心制作的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故事。如今，當他們自己篤信的“事實”遭受攻擊的時候，他們卻讓“后真相”的恐慌登上了所有主流媒體的評論版面。

曾經通過社交媒體煽動“埃及革命”的Wael Ghonim，如今成為社交媒體的著名批評者

不是不要“民粹”，而是不要他們無法主導和利用的“民粹”，不是不要“假新聞”，而是不要他們反感的“假新聞”。我想恐怕只有這個解釋才能夠說明文化精英們前后矛盾的態(tài)度。這也從側面展現(xiàn)了歐美主流媒體作為“政治建制派”的社會角色。

除了批評，媒體人已經開始了行動。美國大選前后，伴隨著社交網絡上激進言論和小道消息的大量涌現(xiàn)，以往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實核查新聞”（fact-checking journalism）突然間成為備受矚目的報道范式，并像一場文化運動一樣在新聞界廣泛興起。根據(jù)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的統(tǒng)計，2016年，以“事實核查”為專職報道業(yè)務并持續(xù)運行的組織比前一年增加了50%，有影響力的網站已經達到近百家。保衛(wèi)事實真相、守護職業(yè)尊嚴的自發(fā)努力已經在新聞界蔚然成風。

可見，當社會信任的大廈即將崩潰之際，職業(yè)媒體人想到的仍然是用技術手段在專業(yè)倫理范疇之內解決問題。我們不能不感嘆，這種政治判斷力上的羸弱正突顯出狹窄化社會分工和專業(yè)化技能訓練給新聞記者這個群體帶來的束縛。然而，對形式上多元身份認同的堅守，與商業(yè)世界主義精英發(fā)展觀念的親近，以及對底層民粹聲音的嘲諷又展現(xiàn)了媒體人清晰的社會階層屬性和明確的政治色彩。如果堅持用功能主義或進步主義的定位來認識媒體的社會角色，就不可能對這些政治屬性進行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