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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眾媒體在呈現社會問題時傾向于利用議題的排序和事實的選擇來傳達價值觀念，這一點不僅可以很容易地從經驗中觀察到，也早已成為傳播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因此，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再是對這種現象的總結，而是進一步追問，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在涉及公共生活的各種問題中，主流媒體的“報道框架”和評論立場是否呈現出相對一致的傾向？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這種由傳播現象到政治判斷的理論跳躍，是我們將“媒體建制派”進行概念化的前提，也是我們超越輿論學式的思考，讓自己的論述從抽象理論構造邁向社會政治反思的關鍵。

最直接體現主流媒體“建制派”屬性的，當然就是他們對主流政治觀念代言人的支持和對反建制人物的敵視。一個比較能說明問題的例證是去年美國大選中媒體報道的統計數據。《華盛頓郵報》在大選前對影響力較大的8家新聞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華爾街日報、Slate網絡雜志、政客Politico、福克斯新聞以及標準周刊）發布的共計兩萬多篇新聞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

結果發現，在大選預熱階段，其中的6家媒體都站隊支持希拉里，只有2家支持特朗普。然而，這個調查的樣本選取比例并不能說明媒體一邊倒的嚴重程度，實際上當調查對象從8家擴大到100家時，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的媒體仍然只有區區2家。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UCSB）的這項研究還發現，在這100家媒體中，包括《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57家都明確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面對這種局面，已有評論人士驚呼：美國大選中的政治認同已經分野成相互詛咒和對抗的兩派，一個是特朗普派，一個是媒體派。

這次大選報道中另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是“不被支持并不意味著不被曝光”，對于政治明星特朗普來說，支持率和曝光率甚至呈現出負相關的局面。廷德爾媒體調查報告（Tyndall Report）的結論顯示，2015年，在總共1000分鐘的全國性電視新聞大選報道中，特朗普獲得了其中327分鐘的曝光，占總量近三分之一，希拉里·克林頓獲得了121分鐘，也還不錯，而左翼進步人士伯尼·桑德斯只獲得了20分鐘，還不到特朗普的1/16。

在ABC電視網的“晚間世界新聞”節目中，特朗普一共出場80分鐘，而桑德斯卻只有可憐的20秒。這一現象展現了主流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和商業屬性的矛盾混合體，雖然對特朗普沒有幾句好話，但是他們對收視率和發行量的追求卻反而幫了特朗普大忙，讓他成為最受關注的候選人。

美國全國性電視新聞大選報道中，桑德斯的曝光率還不到特朗普的1/16

廷德爾報告中不能被忽視的另一個問題是左翼進步人士桑德斯在主流媒體中遭遇的冷落。這種遭遇既是媒體建制派政治意識的反映，也是媒體商業操作邏輯的結果。桑德斯在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中對此有頗多感言：“我從這次選舉經驗中了解到一種媒體慣例，那些對勞工大眾越是重要的議題，就越是公司化媒體不感興趣的議題；而那些對普通百姓無關緊要的話題，卻是媒體熱衷關注的焦點……對他們來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表現為一種娛樂、一場游戲、一個肥皂劇或一系列的沖突事件”。

德國學者托馬斯·梅爾（ThomasMeyer）曾經深入分析媒體邏輯介入公共政治生活所帶來的民主失敗，他用“沒有議題的議題”（Issueless Issue）來概括商業媒體的政治新聞報道。桑德斯的競選經歷或許是這一概念的經典例證，當他帶著貧困議題、平等議題、貿易議題和氣候變化議題等站上講臺展開他們的競選活動時，媒體關心和提問的卻總是“你是何時決定參選的？你打算何時宣布退出選舉？你何時打算宣布支持克林頓？為什么你的某位選舉團隊成員離職了？你早飯吃了什么？”。

桑德斯的新書《我們的革命》專門用最后一章來批評公司化媒體

然而，主流商業媒體的政治屬性并不能完全被梅爾所說的“媒體邏輯”所概括。他們對多樣性公共意見的消磨絕不是簡單地由一套商業性和技術性的內容生產流程所造成。實際上，媒體精英對政治建制的守護經常以更積極的方式展現，這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有著悠久的歷史。

在商業大眾媒體剛剛開始繁榮的十九世紀，新聞界就曾經將勞資矛盾下風起云涌的歐美社會底層反抗運動描繪為暴力和非理性的反動力量。特洛伊·羅丁南（Troy Rondinone）的出色著作《偉大的工業戰爭：1865-1950年階級沖突的媒體報道》給我們展現了從鍍金年代到二戰結束的近一個世紀中，媒體如何通過偏頗性的報道撫平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社會傷疤。除此之外，對理想資本主義法權秩序的構建還要求輿論的主導者們對腐敗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進行抨擊。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晚期新聞界的“扒糞運動”中可見一斑。

二戰結束之后，國際社會要求平等和公正的挑戰以一種世界主義的面貌呈現在西方社會精英面前。面對危機，殖民時代的文明等級論已經沒有立足之地，用現代化和發展觀念維持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同時強調族群間的文化和解，并用多元主義的承認政治給邊緣群體一個“世界公民”的身份想象，西方社會的文化精英正是以此來消弭激進的再分配訴求和各種關于世界新秩序的倡議。

以上這些“冷戰時代”留給“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意識形態遺產，正是媒體建制派各種“政治正確”的觀念源泉。多年以來，全球媒體精英正是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中，堅守著這些從不觸及再分配問題的“政治正確”，而“政治正確”的成本和代價卻只能由西方社會的底層民眾來承擔。

20世紀晚期，伴隨著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到來，“建制派”的內涵又有新的擴充，這集中地表現在對市場經濟和全球自由貿易的肯定上。雖然媒體對這一政治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偶有提及，但是對他們來說，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在總體上不容否定。

從1999年西雅圖反對WTO的社會抗議開始，一直到金融危機之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各種右翼的民粹主義社會運動，這些與建制派理念不相符的抗議行動在主流媒體的報道框架中基本都被呈現為對正常秩序的干擾、對社會共識的否定和對安定生活的破壞。抗議行動經常和怪誕任性、愚蠢無知，甚至是暴力騷亂聯系在一起。在主流媒體的介入下，這些社會運動遇到了一個逃脫不掉的悖論：抗議者要想獲得媒體的更多關注就要把自己的行為和言論激進化、戲劇化，而這種激進化和戲劇化卻又恰恰在媒體的報道中轉化成對他們自身行動價值的否定。

主流媒體的介入使得各種抵抗運動的政治化訴求淹沒在事實碎片和表演場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