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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歷史的終結”“文明的沖突”“債權帝國主義”，這些全球流行詞匯，都是由美國著名智庫提出，引導著國際話語敘事，也讓中國智庫學者不斷發出疑問：什么時候，中國也可以有自己的“蘭德”、“布魯斯金學會”？

2013年，中央決策層首次提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至今已經十年有余。智庫未來發展的狀況與方向，也成為中國知識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新著《思想坦克：中國智庫過去、現在與未來》（商務印書館出版）以自己十年智庫生涯為例，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百萬大軍”、“智庫與學術異同”、“平視美國智庫”、“全球思想價值鏈”等觀點及深度論述，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為此，觀察者網近期對話王文，對智庫新定位、智庫發展困境與智庫的斗爭性等重點問題做了進一步討論。

《思想坦克》，王文著，商務印書館

智庫應重視思想進攻力

觀察者網：您提到“智庫本身就是一種為政府決策咨詢而產生的行業，不必諱言與政府的合作、協作甚至是服務的關系”。很多人會因此將智庫定位為是一個宣傳喉舌，您怎么來定位和把握智庫與政府的關系？

王文：作為一名智庫運營者，同時也是智庫研究者，我深刻地感受到許多中國學人對“智庫行當”的誤解，“宣傳喉舌”是誤解之一，還有就是把“智庫”視為寫內參、報政策建議的行當。

事實上，智庫功能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我在2014年《重建中國智庫》學術論文中曾提出“咨政”、“啟民”、“孕才”、“伐謀”等四項智庫功能，即對內則政策咨詢、對外則溝通民眾、對未來則孕育人才、對國際則傳播中國。

從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自我追求來看，自古以來，中國學者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遞進式的個人修養與遠大理想，以及所謂“出世”、“入世”的使命差異。

一般看來，所謂“出世”者，講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希望探索天下大經、大法、大道，問詢宇宙萬物的本源，深究個中細節的原理，像是現今從事學術的學者群體，旨在關心與現實相對較遠的話題與理論思考；所謂“入世”者，則講究“群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讀通鑒論》），投身于社會與國家事務，為決策者出謀劃策，輔佐幕主平邦治國，與當代智庫學者的角色一脈相承，旨在探索與政策緊密相關的問題并尋求解決方案。

由此看，智庫作為因政府決策咨詢而生的一個行業，功能是非常復合的。簡化點講，學術研究的現實目標就是發表論文。論文在期刊發表后，基本上一項學術工作任務就大體結束了。但智庫卻不是這樣的，或報送內參，得到批示后，還要繼續論證調研推進；或幫助政府溝通社會，如黨代會、兩會結束或重大政策出臺后，智庫學者需要公開解讀；或對外展開公共外交，溝通他國智庫，講好中國故事，等等。

這些復合式工作的基礎是“思想力”，即需要擁有影響他人的思想生產與傳播力。這正是100多年前歐美國家有一批學者認為“思想”（think）就應該像“坦克”（tank）那樣有干預力、傳播力、進攻力，于是有了“智庫”這個現代職業。拙作《思想坦克》就是把“智庫”（think tank）英文進行了中文直譯，以提示同行們對外、對內、對未來、對國際都需要重視思想傳播力，這遠遠比所謂“宣傳喉舌”功能要復雜得多。

觀察者網：在這一點上，也會有人會以美國智庫作為對比，強調智庫的“獨立性”。您認為智庫研究存在“獨立性”嗎？如何確保研究的可信度？

王文：美國智庫常以“獨立性”自居，而中國學界通常也自我訓誡須提升獨立性。一方面，如果只是從研究方法、推導過程、資料收集等角度來看，智庫研究當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過程的“獨立性”應該是智庫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研究可信度的重要保證；否則，極易陷入重復建設、創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襲他人的陷阱中。

另一方面，智庫這個行業的職業目標就是服務于政府的決策咨詢，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政府日常頻繁的互動是職業應有之意。智庫工作不是閉門造車，更不是談“官”色變。標榜絕對的“獨立性”，要么會造成自娛自樂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隱瞞與其他機構之間不可告人的機密。

根據我多年對美交往的經驗以及各類公開資料的披露，美國智庫處在復雜而龐雜的社會與政治網絡體系中，與政界、企業、媒體均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從政治角度看，“旋轉門”機制使美國智庫與政府有著牽扯不清的聯姻與輪坐關系，例如，智庫為提升決策影響力有時不得不迎合政府；又如，為輸送更多下屆政府的后備官員，不得不押寶某位總統候選人。

從資金角度看，利益集團的捐贈使得美國智庫很難做出背離捐贈目標的工作，例如，美國智庫學者發表觀點與發布報告，不能不考慮捐贈者的意識形態、政治偏好和價值取向。

從媒體角度看，美國智庫學者為迎合媒體固定的受眾，往往屈從于聳動、過激的標題而喪失應有的嚴肅與客觀性。

盡管美國智庫界也有少數特立獨行者，但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書所述，“處于真空中未經人類生活中實際政治問題考驗的知識，是滑稽而虛無的”，美國智庫所謂的“獨立性”，不是空中樓閣或無本之木，而是與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中國學界不必美化美國智庫“獨立性”。

摘自《全球智庫影響力評價報告2022》

觀察者網：但這里又有個矛盾點，我們一方面批評美國智庫為政策做服務，是宣傳機器，一方面又認為中國智庫應該官學共鳴，由官方指導智庫，智庫建言官方，為宣傳政策服務。中國智庫和歐美智庫的本質性區別是什么？

王文：中國智庫和歐美智庫的本質性區別就在于，我們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推進實現“知識報國”“思想為民”的根本目標。這個根本目標與所謂“智庫是第五權”的歐美智庫定位并不相符，相反，與古代“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士大夫情結多少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正是為什么中國知識分子通常以“社會良心”為最高要求來自居、共勉，希望致力給國家發展與人類進步做出積極貢獻。

在歐美國家，也有不少值得令人尊敬的智庫及其學者，如基辛格，但正如我在《思想坦克》所說，千萬不要神化美國智庫的“正能量”。近年來，美國智庫自覺不自覺地給美國政府出了不少餿主意甚至壞主意。

例如，2001年小布什執政后退出183個國家批準的應對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特朗普執政后又退出近200個國家簽署的《巴黎協定》，背后都是美國智庫在推波助瀾。部分美國智庫受到高污染能源巨頭科氏工業集團和埃克森美孚的資助，掀起了狂熱的“反氣候變化運動”。諸如哈蘭學會、加圖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等智庫致力于“自由市場解決氣候變化的方案”，利用國際會議、媒體文章、工作簡報等方式，全面駁斥“世界上97%氣候科學家都支持的變暖事實”，可謂是一場“意識形態圣戰”。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批準加入152個國家簽署加入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退出旨在限制導彈發展的《反導條約》，加劇了地區緊張。而這些建議同樣出自美國智庫。

更糟糕的是，近年美國政治氛圍越來越陷入“冷戰”思維與反華反共的“新麥卡錫主義”，頑固地意識形態劃線，蘭德公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進步中心等美國智庫不斷地拋出遏制中國的智庫報告，建議全面對華戰略競爭、惡化中美關系，使世界面臨新“冷戰”的嚴重風險。

此外，在國際問題上，美國智庫習慣于對外發聲，卻主要是傾向于建議用霸權主義壓制方式處理分歧。尤其是在俄烏沖突問題上，美國智庫一邊倒地譴責俄羅斯，支持對俄羅斯進行嚴厲制裁，絲毫不反思美國多年來在俄烏矛盾中的“拱火”“煽動”，以致事態越演越烈。美國成為國際沖突的最大麻煩制造者。在國內問題上，無論是醫保難題、槍擊困境、種族分歧，還是金融危機、通脹風險，數以千計的美國智庫同樣沒有給出對癥下藥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現在美國智庫充斥著一批胡說八道、屢屢犯常識錯誤的所謂“學者”，其不負責任，不考慮知識分子應有的客觀度和責任心，只求媒體曝光度和項目吸金力，對國際合作、國家發展、社會公平均造成了負向的、消極的影響。

換句話說，同樣都是為做著政府咨詢的事業，不少美國智庫往往傾向于通過支招政府如何破壞世界的方式，來實現美國維持霸權的地位，如挑動區域沖突；而多數中國智庫往往傾向于通過支持政府如何建設世界的方式，來實現中國國家崛起，如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智庫在助力國家發展與人類進步進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紀以來美國相對衰弱的重要原因。

觀察者網：智庫要為政策服務，很多時候也會被輿論誤解。怕不怕挨罵？智庫研究者如何保持研究定力，不受輿論的沖擊隨風搖擺？

王文：的確，智庫學者很容易在風口浪尖，不是所有研究人員都能做得很好。十多年來，我越來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我的內參獲得最高決策層批示，我有時會擔心會不會得罪了具體執行部門負責人，好像是給首長“打小報告”似的。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發聲，會受到觀念不同、立場不同或者信息獲取不同的民眾的誤解甚至批判。但我仍然熱愛著這份職業，享受著職業的成就感以及與時代、國家共呼吸同命運的榮譽感。

對于如何保持研究定力，每一位智庫學者都有不一樣的方法論，對我而言，至少有三點：一是勤于調研。比如，2022年俄烏沖突，我就赴戰爭前線調研，去了俄羅斯21個城市，到克里米亞時差點遭受空襲，所以這兩年來，我對俄烏沖突的分析與觀點都富有前瞻性與準確性。二是保持冷靜，切忌嘩眾取寵。三是潛心閱讀，從各方獲取消息。從這些角度看，智庫學者遠比純學術學者更不容易，不過，我很享受于這種“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