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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庫發展仍需要有更多制度變革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也提到，中國擁有大概100萬哲學社科工作者，但這部分力量并沒有被充分發揮出來，目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出的中國聲音依舊很微弱。其中有很多是體制性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講，如何解決學者在國際發聲時的后顧之憂？

王文：近兩三年來，為如何解決學者在國際發聲中的體制性顧慮，我與同事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正如我在《思想坦克》一書中所說到的，任何改革與事業轉型都需要有配套保障機制。

中國學者對外發聲的不足，除了個人能力、激勵制度等原因，也與配套保障機制的不足有很大關系。這主要分為幾個方面。

出國制度。目前學者們出國并不容易，尤其是帶一些頭銜、有一定級別的知名學者出國，仍受到天數、次數的限制。公務護照的審批非常復雜，平時護照交到所在機構，一事一申請，申請往往需要數周，填表、報批程序繁瑣，形式復雜，人還未出國，心就已經累了。比起歐美知名學者國際參會的頻率，中國學者肯定要小得多。

財務制度。被委托出國宣講，受到了各類嚴苛的財務制度限制，基本屬于“義務勞動”。而且高校的院長、教授一般只能坐經濟艙，但這些人員往往是宣講的主力。去周邊國家還好，到美國、拉美、非洲等國家和地區宣講，往往就會讓身體欠佳、年齡偏大的專家苦不堪言。陪同出訪的副司局級別的官員可能坐商務艙，但需要上前臺宣講、辯論、對話的院長、知名教授卻只坐經濟艙。久而久之，大家心中頗有微詞。

交流制度。通過國際會議方式，將外國知名專家、駐華使節請到所在機構來交流，是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影響國際社會的重要途徑。但主辦國際會議的審批、對外交流的管理制度都相當嚴格，動輒就會踩到外交紅線。從“百萬大軍”日常顧慮看，能少碰外國人、外國使節、國際事務就少碰，能不舉行國際會議就別舉行。這樣的顧慮，肯定無益于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

項目制度。筆者所接觸的實際經驗看，外事形勢變化快，與外交相關的項目課題要求高，出訪任務急、時間長，投入項目工作的時間、精力往往是相同類型其他研究項目的2-3倍，但項目的經費往往是其他部委的1/2、1/3甚至更少。知名學者專家一般都是礙于情面承接，但經常外包給學生、青年學者草擬，久而久之，課題項目質量不一定會足夠好。此外，出國宣講的辛勞，也高度考驗學者的覺悟與奉獻精神。

人才制度。歐美國家具有國際話語權的智庫學者，一般都有在外事部門工作過的經歷，且職位都不算低。這段履歷使他們在發聲中更富有技巧性，在交往中更老練，在聲音傳播上更權威。相比之下，頻繁為中國外交發聲的專家，多是老大使，口徑與外交部差別不大；僅有學術履歷的中國學者，顯得不夠權威，沒有分量。在中國，既有足夠外交履歷，又在國際有自己的話語特點，且有影響力的智庫人士實在太少了。由此看，建立中國特色的“旋轉門”人才制度變得更加緊迫了。

由此看，制度變革仍是非常重要。改革永遠在路上，許多制度變革仍很艱難，仍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以及大刀闊斧的勇氣。

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

觀察者網：思想含量不足、智庫空洞化也是目前智庫發展面臨的一個問題，智庫研究如何提升自身的思想含量，而不是出于功利、趕鴨子式的出一些急就章的報告？

王文：智庫行當魚龍混雜，智庫報告也是參差不齊。對于智庫研究的思想含量，至少可以分層來分析：

一個層面是，高質量報告。許多優秀的智庫報告多數都在決策層內部消化了，并不多見于世面，或者說，中國許多頂級智庫學者的思想產品，相當多一部分并不能公之于眾。這些思想貢獻匯聚于過往幾十年來的戰略決策中，幫助促成了中國發展的偉大奇跡。從這個角度看，我并不認為在思想力層面上，中國學者整體水平就完全輸給了美國學者，否則，無法解釋過往三四十年中國崛起的進程。

另一個層面是，市面上流行了許多“草臺班子”智庫，通過一些嘩眾取寵的文章來吸引眼球，造成了報告質量思想含量不足的問題。這些現象在智庫圈內也廣受詬病。

當然，如何提升智庫研究的思想含量，是全球智庫界面臨的共同問題。當下可能是一個思想貧瘠的時代，21世紀已過去將近1/4，我們回首想一想，這二十多年，人類出過多少戰略思想家、智庫高人，有多少年后仍能反復精讀的智庫報告？似乎很少。全球互聯時代的世事變幻頻率，越來越超出智者的審視與推測能力。能預測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等事件的智庫學者廖廖無幾，可見，優秀的智庫學者是研究界皇冠中那顆最亮的明珠，世間罕見。從這個角度看，對這個時代的智庫報告思想質量要放平預期。

從“道”的層面看，當前這個時代的全球政治與戰略生態，可能很難再出像基辛格那樣的大戰略家、頂級智庫學者。我在《思想坦克》一書從“術”的層面做思想，從自己親歷的一份驚動美國白宮的研究報告案例出發，將其歸納為“官方指導+創新運營+重大話題+精準時點”的可借鑒經驗。換句話說，中國智庫學者是有研究能力的，如果從國際話語權的層面去看待智庫報告思想含量，再回過頭來看待報告的寫作與生產過程，可能就會有新的答案。

觀察者網：這個問題的另一面，是您提到的中國學者知識價值被低估的問題，您曾經很憤慨，為什么國外的學者可以動輒要出3萬、10萬美元的出場費，中國的知識在海外卻沒有這個價格？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王文：這正是我寫這本《思想坦克》的重要初衷。我主張要把“思想”市場化、功用化，在大國博弈加劇的當下，“思想”有時甚至應該武器化、進攻化。在美國，智庫學者是沒有“長聘制度”（tenure system）的，一般都是一兩年一聘，這樣就給他們產生尋找市場的巨大壓力。許多美國學者通常都重視市場反響，沒有人讀的爛論文只會讓自己失業，于是，從讀者、受眾角度衡量思想產品的實際價格，成為許多美國學者的工作動力。他們善于發明概念、原創知識，包裝概念之下的精美邏輯，還善于演講與推銷，再加之“諾貝爾獎”、“普利策獎”等獎項光環，使得本國和全球受眾都愿意為他們的演講買單與知識付費。

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則保守得多。象牙塔內的學者只把目光放在體制內的社科基金申請等與職稱評價掛鉤的目標上，沒有任何制度驅動、激勵力量去國際知識市場上爭取更高的“身價”。換句話說，我們智庫圈的思想生產與營銷遠遠沒有市場化，更別提武器化了。《思想坦克》一書專門剖析中國智庫的“國際失語”也對此有所解釋，即中國智庫仍需要有更多制度變革。

觀察者網：作為媒體，我們也經常和智庫打交道，發現有時候很好的內容，卻沒有傳播效果，總體感覺中國智庫在媒體宣傳和運營這塊都不太重視。特別是現在進入新媒體時代和網絡時代，從運營傳播的角度，您覺得智庫和媒體還要做哪些配合？

王文：美國智庫在思想含量上未必碾壓中國智庫，但是運營傳播上，肯定遠遠超過中國智庫。這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其運營投入比。我曾去過幾乎所有的美國一流智庫，發現許多美國智庫的研究團隊人員占比都不高，甚至不到一半，越來越多美國智庫都在重視思想的營銷環節。傳統基金會自稱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販子”，其公共關系的開銷占年度總預算的35%-40%。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等機構的市場推廣經費占比，也超過了20%。

比如，美國近十多年進步很快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由原來K街的一層樓擴展到白宮附近的一幢8層大樓，職工有約200人，進樓地下一層、一層、二層都是會議室，據說一年要有2000多場會議，平均每天7場會議。而且地下二層還是一個媒體中心，網站每天點擊量有數百萬。所以，從智庫傳播的角度看，中國智庫需要增加運營投入，要有專門的媒體運營人員、公關人員，即中國智庫要增加“媒體”意識，尤其是官方智庫。當然，近年來，中國社會智庫在“媒體”意識方面已有了很多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