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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應有斗爭性，也在防止因“斗爭”而砸招牌

觀察者網：我們看今天的中美關系，雙方幾乎處在一個無法對話只有對罵的輿論氛圍中。您特別強調智庫的“斗爭性”，如何把握這個“斗爭”的度，避免過度追求斗爭性，只剩下了喊口號和對罵，進一步惡化交流環境？

王文：一方面，中國智庫要敢于善于斗爭，勇于爭奪國際話語權，另一方面，也要吸取美國智庫為過度追求“斗爭性”而導致美譽度與國際口碑急劇下降的慘痛教訓。

這些年，隨著美國國內“否決政治”盛行以及黨派傾軋加劇迫使智庫的卷入，美國智庫的政策倡議越來越不再以事實邏輯與公眾利益為出發點，而是以捐贈者偏好、資金來源與意識形態為主要考量，將黨派利益、出資方政治訴求作為智庫政策倡導的目標。比如，傳統基金會就公開宣稱：“目標不在學術研究而是為了宣傳”。

久而久之，美國智庫不再著眼長遠、持不偏不倚的研究態度，而是在影響政策的“這場硬戰”中變成了主攻宣傳、行事圓滑的行銷機器，美譽度、公信力與國際口碑隨之都在急劇下降。對此，美國學者鮑曼憂慮地表達：“我想知道智庫貨幣出了什么問題，是不是會有點像魏瑪的貨幣——沒多大價值，因為數量太多，還因為一些智庫的公然鼓吹。”

從這個角度看，具有“斗爭性”的中國智庫，須基于嚴謹研究與理性分析，提升樹立國內國際美譽度的研究能力。中國智庫“斗爭性”非常需要提升研究的內功，在數據、分析、資料、選材、角度等方面下足功夫，打磨每一個文字與資料細節，強化思想產品嚴謹性與客觀性。這樣，“斗爭性”才不至于砸自我招牌，才會持續提升國內國際上的智庫美譽度。

觀察者網：美國一直不遺余力地從民主、人權這些角度對中國進行抹黑，但從我們的反擊來說，總有一種隨美國起舞、被動回擊的感覺，他們抹黑我們抗疫，我們就說他們的抗疫有多么糟糕，他們說我們沒有民主，我們就揭露他們民主的虛偽。用一個壞的美國，來對應一個好的中國，您怎么看這個思路？我們如何跳出這種好壞對立？

王文：在美國，不少研究者把智庫稱為“公共關系戰線”，其主要職能是為政策目標而進行廣泛倡導。更有研究者用“思想的市場”、“思想的戰爭”、“思想的掮客”來形容智庫知識分子在日常政治斗爭中的狀況與角色。也有研究者將智庫稱為“某個政治聯盟的武器”，其目的在于幫助那些具有相似意識形態的行政體制贏得勝利。

2021年11月去世、在中國智庫廣為人知的著名美國智庫專家詹姆斯·麥甘博士，早在1995年出版其第一部智庫專著時，就取名《公共政策研究產業對美元、學者與影響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也很直白地點明美國智庫潛藏的“斗爭性”特征。

著名美國智庫專家詹姆斯·麥甘

近年來，美國智庫在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宣傳與鼓動，與當年對蘇聯的手段如出一轍。盡管仍然有少數智庫學者保持著理性、客觀的對華評價，但絕大多數美國智庫發表的中美關系研究報告，都是圍繞著中國崛起的威脅與相關負面評價而展開，甚至不惜用造謠、捏造的方式指責中國破壞人權、中國意識形態擴張、“一帶一路”的浸透、中國經濟拓展的沖擊、中國政治制度的倒退、推動對華科技封鎖等。可以說，中美面臨“新冷戰”的風險，致力于護持霸權的美國智庫對華“斗爭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動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中美輿論戰、思想戰，甚至是智庫戰，恐怕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相當多的領域都會客觀存在。

但“斗爭”不代表非要你死我亡、或老死不相往來、或完全好壞對立，中國學界不妨更自信地接觸美國智庫，與美國智庫平等交流、討論甚至辯論。盡管近年來中國學者對美平等交流、對等交鋒、理性辯論的頻次越來越高，但從國際話語權上看仍相對處于弱勢。對此，中國學界應針對性地發揮對外發聲的作用，既要敢于也要善于對美國智庫的不當言論進行及時糾正，展開更有針對性的討論與辯論。這要求中國學界要有更扎實的外語能力、知識儲備、口才應變以及對相關口徑的把握，更要有知己知彼、以理服人的能力，進而為塑造新時代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國家形象做出智庫貢獻。

觀察者網：西方常做的方式就是貼標簽，用高度概括、有沖擊力的意識形態詞匯定調，大眾形成認知后很容易思維固化，再想要改變就很難了，這也是一直以來我們對外傳播工作難以推動的很大因素。對中國學者來說，該如何提升這種原創知識與話語能力？同時又以一種西方社會能夠聽懂的方式讓他們接受？

王文：當前，國際話語權之爭已全面展開，中國官方、媒體、智庫、學者都需要堅定信心，對內釋放活力、改革機制，對外善于斗爭、敢于解構，最終打破西方話語霸權，重塑有利于世界和平發展的全球話語。

要做到這一點，從長期看，肯定需要中國可持續發展，至少要在包括經濟總量的國家綜合實力形成領銜世界的局面，但從短中期的具體實踐上看，至少要有以下幾點重大變革與觀念提升：

一是需全面“去魅”西方話語，樹立真正的中國話語自信。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以“去魅”指涉西方現代化進程從宗教神秘、神圣、魅惑中走出的科學力量。同樣，21世紀的全球話語重塑，也需要從工業革命以來的西方話語中掙脫，從假定西方崇高、典范、發達的元敘事中跳離出來，并進行“去西方中心化”地重新解釋非西方世界的實踐。

誠如上文所述，包括扶貧、治安、反腐、生態、秩序、基建、網購、外賣、抗疫在內的諸多中國發展盛況都已超越西方話語的解釋力，中國知識界、智庫界、媒體界應當花大精力，像破解“哥德巴赫猜想”那樣，形成釜底抽薪的解構力量。更重要的是，形成對中國發展的“真信”，理性、全面、深刻地看待與敘述當下的中國發展，最終將發展成就的事實優勢轉化為輿論優勢，再將輿論優勢漸漸轉變為話語優勢。

二是需培養中國知識界、智庫界、媒體界敢于、善于國際斗爭的學人意識，敢于引導國際輿論與話語的走向。這點是《思想坦克》一書的核心邏輯。正如美西方智庫常炮制“歷史的終結”“文明的沖突”“債權帝國主義”等全球流行概念那樣引導國際話語敘事，中國知識界、智庫界、媒體界也應有研究戰略的抱負，在“全人類共同價值”“一帶一路”等宏大倡議上精細破題，擺脫西方理論的束縛，形成中國政治學、中國經濟學、中國社會學等一系列從中國實踐出發，也能在世界普適的新學科體系。

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一些熱點、難點議題上，敢于直面西方學人的話語優勢，抓住其中的理論漏洞破綻，善于通過短評、長文、學理論述、專著等各種方式先解構、再重新闡述，進而確立中國學人的國際權威與全球美譽。

三是需有配置全球話語資源的機制變革，確立更高的研究績效目標與觀念創新。正如許多美國學者的論述都能影響中國決策者，中國學人也應有志向與雄心影響白宮、克里姆林宮、愛麗舍宮等。中國智庫學者應樹立更頻繁地在國際知名廣電頻道發聲、在國際頂級論壇發言、在西方一流媒體上刊文的新績效目標。更重要的是，在越來越多國家的智庫進行全球布局的當下，中國智庫同樣需要進行全球資源配置，構建各國使領館、跨國企業、國際合作與信息傳播的網絡架構。對官方而言，則需要一系列的深化組織管理、經費管理、成果評價、國際交流等改革，還需要一批研究選題、聚焦內容的創新，撬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百萬大軍”投入到提升國際話語權的事業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一個大國的崛起，既需要有經濟、金融、軍事等硬實力提升，也需要有思想、文化、觀念等軟實力提高與話語權崛起的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良好形象樹立，中華文化和當代中國觀念價值走向全球，勢必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這個過程中，中國知識界、智庫界、媒體界應當志存高遠，在全球大國博弈的高度上思考自身在新時代下的任務與使命，最終實現話語權的彎道超車，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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