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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巴西國會參議院全會對總統彈劾案表決將如期進行。若過半多數參議員(41票)贊成彈劾，鐵娘子羅塞夫將被強制離職至多180天，由副總統特梅爾暫代其職。

羅塞夫落到如此田地，巴西經濟衰退，民眾怨憤功不可沒。據5月9日，巴西央行發布的最新報告《焦點調查》顯示，巴西經濟今年將衰退3.86%。如果這個預期準確，2016年將是26年來巴西經濟表現最糟糕的一年。

2007年，巴西GDP還曾經創下7.5%的經濟高速增長，然而2015年，巴西通脹率高達9%，貨幣貶值超過50%，GDP增長萎縮3.8%，財政赤字也超過國際警戒線，9年間，羅塞夫治下的經濟究竟遭遇了什么？中國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王飛賜稿觀察者網，從巴西經濟痼疾，以及經濟結構、發展模式上深入剖析。

中國經濟與巴西經濟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不過，研究巴西經濟的衰退，仍然對中國經濟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連日來，巴西女總統遭到彈劾的消息遍布各大媒體，經濟衰退、政治紛爭使巴西又走上了風口浪尖。4月17日眾議院投票當日，整個巴西更像是全體在享受著一場狂歡盛宴。

從昔日的“金磚明星”陷入當今的政治經濟危局，不得不說是經濟不景氣、老百姓的日子不如以前的結果。

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個國家經濟管理不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失誤，或者說經濟發展戰略不合理。

從宏觀經濟政策上來說，則是巴西貨幣政策雙重目標與單一工具之間的矛盾，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長期和短期目標不兼容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是巴西延誤結構性改革實際的必食之果。

當通貨膨脹率連續一年多高于中央銀行規定的上限，當經濟自1930年以來連續兩年、甚至將會是三年負增長，當國際三大評級機構齊刷刷降低巴西主權評級，即使是奧運會這樣的全球盛宴，也無法成為拯救巴西的最后稻草。經濟不景氣、物價飛漲、失業率高升、匯率貶值，民眾當然怨聲載道。

更可怕的是，眾多新興中產階級面臨喪失剛剛得到的這一“體面稱謂”而重新滑落為貧困人口之后，越來越多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也就變得不再奇怪了。

其實就目前的情況看，無論誰當總統，都是爛攤子一個。雖然腐敗問題誘發了此次彈劾，但是，巴西問題的根源在經濟，經濟不好，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威脅，各種訴求得不到滿足，當然沒有人再會為政府投票。

經濟頑疾：通貨膨脹

可以毫不夸張的說，通貨膨脹問題貫穿了巴西獨立之后的全部經濟史。巴西成為治理通貨膨脹最生動的實驗室，而通貨膨脹也成為了巴西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羅塞夫第二任任期以來，通貨膨脹又重新失控。

自2014年6月通貨膨脹率達到6.5%之后，巴西通貨膨脹率已經連續20個月在通貨膨脹目標以上運行（2014年12月6.41%例外），而如果根據中央銀行設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則連續65個月未達標（圖1，IPCA是通貨膨脹率）。從技術上說，巴西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貨幣政策已經失靈。

2015年6月，中央銀行將2017年的通貨膨脹目標進行修改，由原來的4.5%上下兩個百分點變更為4.5%上下1.5個百分點，目標波動區間收窄顯然無助于改變公眾預期，因為如今的通貨膨脹已經處于失控狀態了。

1960-1995年，巴西是全球通貨膨脹率最高的國家。1980年之前，經濟增長比較好，問題沒有全部暴露出來。當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爆發后，問題就全都來了。

熟悉巴西歷史的人都知道，整個80年代，治理通貨膨脹一直是巴西宏觀經濟政策的中心。為此，歷屆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穩定性計劃控制通貨膨脹。

20世紀80年代一系列非正統的經濟穩定化政策失敗后，巴西的通貨膨脹率逐年飆升，1988-1994年的年均通脹率為1252.2%，其中除1991年為三位數外，剩余年份的通脹率均為4位數，1993年更是達到2557%的歷史高位。

為根除惡性通貨膨脹頑疾，巴西政府于1994年7月制定了新一輪的反通貨膨脹計劃——雷亞爾計劃，力圖通過對傳統經濟體制和管理方式的深刻變革，從體制和機制等根源上消除產生高通貨膨脹的條件，通過匯率釘住實現幣值穩定。

該計劃總體上取得了不錯的效果，自70年代以來的高通脹得到有效控制，經濟實現持續增長。但由于該計劃未能真正觸及巴西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公共部門的大量財政赤字，最終還是不能避免巴西金融動蕩的發生。

1999-2003年是巴西經濟史上較為重要的一段時期。由于雷亞爾計劃的不可持續性逐漸顯露，政府在1999年6月宣布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將反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巴西金融動蕩后，鄰國阿根廷在2001年爆發危機，此時巴西進入大選時間。

2001-2002年，新確立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需要被鞏固，而阿根廷危機傳染效應、巴西國內能源危機、全球風險溢價上升、巴西年均相當于GDP總額6%的資本外流以及2002年總統選舉的不確定性，造成巴西雷亞爾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別貶值20%、50%。

通貨膨脹率也開始上升，并且一度達到16%，遠遠高于中央銀行規定的通貨膨脹上限。為此，中央銀行在2002年不得不改變通貨膨脹目標，以引導民眾的預期水平。

2003年1月，巴西新上任的央行行長做出承諾，央行將控制通貨膨脹目標作為首要任務，并通過調節利率來實現通貨膨脹目標。

但是，2002年巴西貨幣大幅貶值對通貨膨脹造成較大的壓力，雖然央行采用了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又在2003年初再次上調通脹目標上限，但2003年全年通貨膨脹率還是達到了9.3%，依舊沒能完成通貨膨脹目標。

隨著2003年全球經濟進入“大緩和”時期，巴西經濟在2003年下半年開始企穩，通貨膨脹得到控制。2004年經濟增長5.7%，通貨膨脹率控制在7.6%。中央銀行在兩次提高通貨膨脹目標上限之后，終于完成了目標。

卡多佐的財富：“三位一體”宏觀經濟框架

由于通貨膨脹在巴西經濟治理當中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卡多佐總統還是其繼任者盧拉，都一直在尋找以通貨膨脹為中心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

1999-2001年，卡多佐總統在其第二任任期最后給巴西人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靜心策劃了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中心的“三位一體”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并且被盧拉政府所延續：

1. 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貨幣政策，規定年通貨膨脹率上限，逐步改變公眾預期；

2. 頒布財政責任法，通過法律形式確定各級政府需嚴守財政紀律；

3. 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避免為維護固定匯率耗費外匯儲備，加強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

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巴西“三位一體”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內容。

政府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以控制通貨膨脹為終極目標：財政責任法要求政府遵守財政紀律，避免公共赤字對通貨膨脹造成壓力；匯率方面，浮動起來的匯率有助于降低對通貨膨脹的傳導效應；貨幣政策則較為嚴厲的規定了中央銀行的各種行為。

當時，通貨膨脹目標制在全世界范圍內非常流行，各國都認為單一釘住通貨膨脹可以避免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有效降低經濟波動。

但是，對于巴西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來說，在中央銀行獨立性尚不完全的前提下，盲目跟風，存在巨大風險。

雖然2004-2014年，巴西的通貨膨脹率都在中央銀行規定的目標之內，但是這未免存在一絲“僥幸”，只不過是巴西搭上了國際大宗商品繁榮的“順風車”。

當這一周期在2014年之后結束以來，各種問題全都爆發出來。

問題大爆發

首先，對外貿易最先受阻，出口結構單一化導致巴西出口在全球大宗商品價量齊跌的背景下大幅萎縮。

其次，由于全球流動性波動加大，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美聯儲結束QE政策，造成巴西雷亞爾幣值的不穩定，2015年雷亞爾貶值達40%。

第三，為應對高企的通貨膨脹，巴西央行連續加息，14.25%的利率水平嚴重制約了國內投資。高通貨膨脹率蠶食了巴西人民的消費能力，高利率則限制了大量私人投資，大宗商品衰落則嚴重影響了對外貿易對巴西經濟的拉動作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集體失速，巴西經濟加速負增長。

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實行的是單一貨幣政策目標。中央銀行通過單一的利率工具來調節通貨膨脹率：當通貨膨脹率上升則加息，抑制通貨膨脹；當通貨膨脹率下降則降息，刺激經濟增長。

利率上升會導致國內投資下降，尤其是對私人部門的投資會產生“擠出效應”，而公共債務的負擔也會因利率提高而增大；利率上升還會吸引外資流入，造成本幣升值，阻礙出口。

因此，為了實現通貨膨脹目標，巴西的在財政方面和匯率方面都做了犧牲，高利率造成公共債務支出負擔加重，吸引的大量投機性資本則對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帶來了威脅。

此外，巴西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并不高。由于利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產生的間接效應強于直接效應，提高利率并不能顯著降低通貨膨脹，這也是巴西自2014年以來，利率不斷提高，通貨膨脹率卻屢破上限的原因。

根據巴西憲法和財政責任法，任何情況下，中央銀行不可以救助政府。但是一直以來，勞工黨拒絕給予中央銀行獨立的地位，這也就不難理解此次總統彈劾理由中的第二條，即羅塞夫被指將“公共銀行資金列為政府收入，人為降低公共赤字”。

其實，巴西歷史上的各屆政府均存在這一問題，中央銀行更像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只是現在不會直接開閘印鈔票罷了。

回過頭來看，無論是盧拉還是羅塞夫，在這10年間，有太多的機會在國內進行結構性改革，實行逆周期的財政政策穩定國內總需求、改革被賦予過多的貨幣政策、改革勞動力市場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的改革，但是勞工黨領導人似乎只是認識到該改革了，卻遲遲沒有改。

羅塞夫剛當選總統時，盧拉曾提醒過她，“大量民眾脫貧之后，會有更多訴求”，但是這位巴西歷史上的第一位女總統似乎只想著連任，并未將自己“政治導師”的話放在心上，最終不得不面臨今天的窘境。

經濟發展戰略的失誤

歷史上，巴西經歷過由于國家發展模式失誤而導致的危機。始于20世紀30年代瓦加斯總統執政時期，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的，基于創業型和貿易保護主義國家現實及進口替代的經濟政策就曾對巴西經濟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政府一直主張擴大國內市場和消費、增強和擴充國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利用進口替代政策對本國工業形成保護。

盧拉總統上臺之后，在90年代經濟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放棄了進口替代模式，重視發展多邊關系，通過深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走出了一條融合新自由主義、發展主義和平民烙印深刻的務實主義道路，稱之為“盧拉主義”。

隨后的羅塞夫總統大致沿襲了盧拉的做法，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只是修修補補，而在社會政策上依舊一味地轉移支付。以控制通貨膨脹為目標的政策組合加上巨額社會開支政策，在外部發展環境有利時可以持續，一旦外部環境惡化，問題就會一起爆發出來。

內外失衡與去制造業化。巴西一直是拉美地區經濟開放度最低的國家，其經濟增長80%以上的貢獻來自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投資占GDP的比重只有20%），對外貿易相對封閉，出口的地理導向相對集中，市場需求有限。

在過去十年間，巴西長期依賴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尤其是制造業的比重逐年下降，出現“去制造業化”的奇特現象。

卡多佐政府時期巴西基本廢除了產業政策，但盧拉政府時期使產業政策復活，希望發揮國家的作用，振興民族工業。但是，現實總是很無奈，即使政府希望強大巴西的制造業，2003-2013年巴西工業增長率只有GDP增長率的一半，如果將工業細分為采掘業和制造業，后者的增長率更低。

生產的“去制造業化”必然影響到出口結構的單一化。近10年來，巴西初級產品出口的集中度明顯提高，制成品、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比例均顯著下降（圖2）。2000年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8.43%，高科技產品出口占比則占為10.94%。但是，2011年這兩大類產品出口分別只有34.12%和3.95%。

與此同時，在外部需求的強勁刺激下，巴西的初級產品出口呈現出迅速擴張的趨勢，尤其是在外部需求的強勁刺激下，其增長的勢頭非常強勁。巴西初級產品出口額接近全部商品出口的2/3。其中，燃料、礦石和金屬及食品出口呈大幅度上升的趨勢。

長期以來，巴西試圖改變出口結構的嘗試一再被延遲，原因在于該國一半以上的工業產品出口來自跨國公司的子公司。這意味著其自主性的缺失，出口地理結構受到跨國企業內部決策和銷售布局的影響。

同時，這也造成巴西很難在工業化國家開拓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市場。與其他拉美國家一樣，巴西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區，中高技術產品出口份額時期總出口份額的2倍左右。

高福利政策。巴西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全民免費醫療、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公立教育以及高額救濟金、養老金和退休金，可以說巴西人拿著發展中國家的工資，享受著發達國家的待遇。

1995年，巴西的社會保障支出已經占其社會支出總額的50%和國內生產總值的11%。左翼政府執政期間，巴西通過一系列福利政策，幫助3500萬人擺脫貧困，成為新的中產階級。2012年，巴西中產階級占到53%。

巴西退休政策也是高福利的重要體現。與巴西人的平均工資相比，退休金相當于以往稅后收入的97%，遠遠高于OECD國家69%的平均水平。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重，政府為支付退休金而承受的財政負擔日益嚴重。

高福利政策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損害了經濟自我修復的能力，也壓縮了逆周期政策的回旋空間。左翼政府主張民粹主義，為了獲得選票，拉攏窮人，于是通過“家庭補助金”計劃等各種福利增加社會開支，將窮人拉到中產階級隊伍中，政府開支壓力較大。

另外，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以及與通貨膨脹率掛鉤使得巴西工資年年都要上漲。據統計，2003年以來，巴西實際工資水平上漲了30%，但生產率基本沒有提高。大宗商品繁榮周期內，財政有錢，可以支持大規模的社會開支，但是當石油和鐵礦石價格跌落，全球對初級產品需求銳減之后，政府就沒轍了。

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對教育、交通、治安、醫療條件的需求與日俱增，但是旨在針對中下層民眾的補貼已經造成巨大的社會開支，政府并沒有更多的資金用來改善公共資源。此外，新興中產階級對政治參與的熱情增加，對腐敗和不平等表現出強烈的不滿。

2013年爆發的百萬人游行示威首次提出了總統下臺的口號，成為中產階級表達不滿的標志。實際上，巴西中產階級的統計中存在“水分”，其劃分方法是以中位數為基準，這樣很容易造成中產階級規模的高估，因為中位數基準和平均數基準相比，存在忽略極端值的可能性。

貨幣政策雙目標與操作工具的單一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各個方面都可以獨立發揮起自身的獨特作用，過分依賴某項特定的政策可能造成扭曲，進而影響政策效果。

實際上，巴西一直將維護匯率穩定作為隱形貨幣政策目標。巴西貨幣政策被賦予過多的功能，單一的利率工具同時肩負實現通貨膨脹和保持匯率穩定兩個貨幣政策目標，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在“三位一體”框架下，超高利率與通貨膨脹，制約經濟政策的空間。由于外部沖擊的本質不同，貨幣政策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

例如，國內利率水平保持長期高位可能會使貨幣政策產生傳統的“同步效應”，帶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并進一步使國內的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受到威脅。

當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時，還應該進行總需求管理，這就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角色，緩解實際匯率升值的壓力，并且可以壓低非貿易商品的相對價格。

只有公共財政政策被大眾視為是穩健的，國內和國際投資者才不會對經濟的基本面失去信心，這種情況下的“三位一體”才能讓社會各界信服。

但是很遺憾，三大評級機構紛紛將巴西主權債務降級已經說明其經濟發展戰略存在嚴重問題。其根本性的問題在于，一個包含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的實用主義政策框架，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的背景下，很難確保將國內金融運行與外部環境徹底隔絕。

因此，當外部環境發生改變時，巴西的金融穩定受到威脅，通貨膨脹失控。

換了總統也不會再有盧拉那么好的運氣了

當前對巴西經濟進行展望并無意義，國內政治紛爭恐將持續到2018年總統大選，其經濟衰退將成必然，這樣將會造成巴西連續三年甚至四年的經濟負增長。

倘若果真如此的話，將對整個拉美地區形成巨大的壓力，造成多重負面影響。當前，巴西的經濟形勢和2002年很像，政治不確定性造成經濟壓力，宏觀經濟處于失控狀態。

即使羅塞夫被彈劾，新總統上臺，也很難像2002年的盧拉總統一樣力挽狂瀾，因為現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不要忘記，2002年是全球大宗商品繁榮周期以及經濟“大緩和”的起點，不得不說盧拉總統的運氣真的很好。

但是，目前巴西的運氣并不好，外部環境難有利，內部改革又遲遲不能進行，巴西經濟前景真的十分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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