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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釗】

在學習黨的十九大報告過程中，有很多觀察者指出，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及的“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種關于經濟增長的量化目標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十九大報告中“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也就是說，黨中央在給未來的經濟發展定調的時候，主線“由量轉換到質”。如果以后淡化GDP增速的話，未來觀察中國經濟看什么指標呢？

首先我們要明確，淡化GDP增速目標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的，如果把中國看成一個大公司，淡化GDP增速目標，有點像公司KPI考核體系中年度收入考核不再占大頭。這在初創公司中很常見，但在成熟的大公司中，營收肯定是核心指標。可以看出，中國淡化GDP增速目標，有點站在新起點開始二次創業的意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邏輯，是政府在某些領域的逐步退出

2017年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目前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美好生活需要，比如清新的空氣、干凈的水源、安全的治安環境等，但這只是需求端的內容。

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則是供給端的內容，其中不平衡主要是指內部橫向比較，比如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城鄉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是國際縱向比較，比如高科技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生態環境保護等不充分。

不平衡不充分的修正，意味著財政支出結構的再分配，修正不平衡，需要財政更加注重托底，保障社會的最底層。十九大報告承諾，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中國目前貧困線以2011年農村（人均純收入）2300元不變價為基準，這部分人群是未來財政保底的重點。

而修正不充分，同樣需要財政的大力支持，舉個例子，芯片行業是中國目前需求增長非常快、同時與海外差距又非常大的行業，繼續實現國內的產業升級和自住供應，但是芯片行業是非常燒錢的行業，巨頭臺積電的一個生產線投資就接近1400億人民幣，國內芯片如果想實現趕超，無疑需要國家的大力支持。

國家財力雖然雄厚，但是仍然是有限的，有舍必有得。近期一系列政策動作，都可以歸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背后的核心邏輯是，政府在這些領域逐步退出：

過剩產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剩產能供給側改革不應簡單理解為去產能，我們知道，地方政府為了保障GDP和就業，會向虧損的本地企業進行財政輸血，全國各地之間形成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和競爭。這其實是地方財政在補貼中下游，那么財政的退出，推動企業競爭的市場化和優勝劣汰，供給減少。

金融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幾天，《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資管新政）發布，我將其視為金融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始。

舉個例子，資管新政要求打破剛性兌付，那么打破剛性兌付對誰最有利呢？首先收益的是金融監管機構，避免了剛性兌付的維穩責任，其次收益的是融資的企業，避免了金融機構以社會穩定等理由倒逼企業和當地政府兌付。金融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后是國家不再給金融行業兜底和背書。

城市管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城中村等違法建設對政府其實是一種財政負擔。舉個例子，在2013年，時任西城區委書記王寧曾算了一筆賬，北京動物園批發市場有2萬多個服裝批發商，每年給西城帶來的經濟效益約6000萬元，但政府支付的交通、環境等管理費用卻超過1億元。

城中村等違建，是城鎮化速度過快的產物，那么整治城中村背后的信號是，中國城鎮化的思路發生了變化。

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7.35%，有些分析者認為中國未來的增長動力還是來自于城鎮化，遠期城鎮化率要超過80%。

但也許中國的城鎮化率不宜超過60%？城鎮化率太高有兩個很大的副作用，一是社保體系會崩潰，二是當經濟出現明顯滑坡的時候，會帶來較大的社會壓力。

教育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期的多起虐童事件，將學前教育的現狀揭露在大家面前，即公立教育的嚴重匱乏和民間資本的野蠻生長，政府在負擔學前教育時遇到了困難。

醫療方面，前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的意見》（國辦發〔2017〕44號），其指導思想為：在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領域堅持政府主導并適當引入競爭機制，在非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領域市場要有活力，未來醫保壓力將急速上升，覆蓋范圍或會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