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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篇寫道，5000多年前的東亞大地上，出現了規模足夠巨大、數量足夠眾多的定居聚落，使得偉大的中華先祖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組成了當時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農耕定居部落聯盟，令其能夠成功抵抗無處不在的蠻族游團的入侵。于是，也在事實上成功捍衛了整個人類歷史上的第一代文明。

定居已然不易，大規模、大數量的定居更是奇跡。這一點對于當時的世界來說的確如此。因為智人從直立人演化而來，并非是為了終日農耕。智人選擇農耕，選擇固定在一個地方通過馴化動植物度過一年四季并持續這個循環過程，是特殊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個進化史上的“突變”，不是隨便哪一群人就能夠做到的，因為要為“突變”付出代價。尤瓦爾?赫拉利就此問題寫道：

人的身體演化目的并不是為了從事這些活動，我們適應的活動是爬爬果樹、追追瞪羚，而不是彎腰清石塊、努力挑水桶。于是，人類的脊椎、膝蓋、脖子和腳底就得付出代價。研究古代骨骼發現，人類進到農業時代后出現了大量疾病，例如椎間盤突出、關節炎和疝氣。此外，新的農業活動得花上大把時間，人類就只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麥田旁邊。這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1】

根據考古的發現，最早的定居人類，分散出現在西南亞幾個特殊地區。位于約旦河西岸今天巴勒斯坦境內的杰里科，曾于2010年10月10日舉行慶祝活動，紀念該城“建城10000年”。這還真不是瞎吹，而且很可能還少算了。考古學家在杰里科總計挖掘出了20多個連續定居點的遺跡，其中第一個定居點可以追溯到距今11000年。該城的防御工事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比埃及金字塔早4000年。

雖然最早，但卻沒什么用，直到今天此地連個“巴勒斯坦國”也建立不起來。可見僅僅開始定居下來還不是文明大發展的充分條件。相比之下，東亞地區定居文明的出現盡管比西亞晚了很久，卻在誕生之后不久很快建成了早期國家，并沿著古國-王國-帝國的演化路徑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一統國家。這其中的奧秘，就在于上一篇所說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形成。

圖1：東亞地區地形圖

看一下地圖：在東亞大陸今天的中國這一塊，華北平原、關中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連成一片，在黃河中游一帶形成了一個地理中心。從這個中心出發，有一個東至大海，西至流沙，北至大漠，南至北戶的伸展，直達遠方的“四極八荒”。于是，位于中心區域的人們會產生一種天外無外、天下一體的直覺印象。

正式使用“天下”命名這一近乎圓形的廣闊區域，遲至周朝才開始，但史書上講述有夏一代，就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呂氏春秋?用民》）“（禹）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等說法。甚至在講述更早的始祖黃帝時，也有“撫萬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史記?五帝本紀》）之說。可見，自酋邦和古國形成之后，中華先民們頭腦中的“天下”觀念就已根深蒂固，不容置疑。

這個觀念在中華文化中有多頑固？清末士大夫馮桂芬1860年發表《采西學議》一文，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但只是其一，并非天下，世界上如赤縣神州這般大的地方還有九個！此言既出，朝野震驚！三千年沒變過的世界觀，一夕崩塌！

這樣的事，只發生在中國，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至少沒有像中國人這樣早在文明之初就開始有了“天下”的觀念。在整個西南亞，或被考古學家們稱為“側翼丘陵區”的地區，由于地理上的破碎性，任何一個定居文明都不會真的認為自己就是整個“天下”的中心。據說當年阿卡德的國王和亞述國王也都曾自稱過“世界之王”，但夜郎自大式的幻覺很快被頻繁的異族入侵所打破。

由于缺乏“天下”和“天下之中”的觀念，從一個城邦看出去，就只能看到另外的城邦，城邦之外，無論是“海外”還是“山外”，都還不是“四極八荒”，因為還有更遠方的異族城邦。位于西方的城邦往東看，是無數東方的城邦；位于東方的城邦往西看，是無數西方的城邦；看來看去看不出天地的形狀。于是只能以城邦為政治單位，把自己的城邦視為我，“世界的其他地方”（the rest of the world）視為敵，視為可以被征服、支配、剝削的對象。這正是西學世界觀的邏輯起點。

圖2：公元前4世紀的亞歷山大帝國的版圖。在此范圍內，曾經出現過的最大的王國也難以形成“天下”觀念，每一個城邦只能形成“城邦-外部”的二分世界觀。

西方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從不承認自身的這種局限性，因為直到今天他們也并未從希臘城邦政治的格局中走出多少，口中念念叨叨的還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之類似是而非的“城語”。當年的梁啟超曾對比過這兩種世界觀，他說：

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于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群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于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群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2】

概言之，柏拉圖也好，亞里士多德也好，不過是出身于島國城邦的政治家。根性所決定，說一千道一萬，只是一些如何治理小城邦的知識和智慧，連國家為何物都懵然不知，何談國家如何組織和建立。而中國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不僅早早就孕育出了國家主義思想，甚至誕生出大批懷抱世界主義理想的大政治家。憑借一百年前的知識水平，梁任公即有如此透徹的宏論，超過大多數當代學人的水平。

其實，拿希臘學術與中國春秋學術作對比，中國已經“讓先”了，因為在文明演化史上希臘屬于第二代文明，資格不夠。若再往前推1000年，用西南亞的第一代文明與中國酋邦-古國時代進行對比，還能得出一些更重大的結論，因為中國的“天下”，在那個時期即已成型。

70年對話5000年，至少在知識上應該能補充一百年前康梁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