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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前殖民地臣民對“高尚”和“善良”的前殖民主子的建議產生抵觸情緒，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機構利用金錢的力量，使“發展經濟學”的新規則更具說服力，他們在發放貸款時包含了著名的“附加條件”。

其他組織，包括美洲開發銀行等地區性開發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及日益具有影響力的歐盟官僚機構，也都在重復和強化華盛頓共識的“發展經濟學”。這些華盛頓機構和美國勢力范圍內的許多其他組織（包括歐洲大部分地區）都在宣揚英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即各國需要放松管制、實行自由化和私有化，并向外國競爭者開放市場，允許外國投資進入。

他們宣揚的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和發展需要大量的金融“儲蓄”，如果國家儲蓄率低，就可以用國際銀行（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本身）借給它們的錢作為“外國儲蓄”。這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負債累累，外國貸款人可以通過“債轉股”和其他“幫助”它們的安排，輕而易舉地獲得這些國家的資源。

我們可以“以結果論英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70余年來，在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通過它們的支持從發展中國家行列果斷邁進發達國家行列。這并不奇怪，因為歷史記錄表明，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政策從未使一個國家成為經濟強國。相反，所有的經濟強國都曾實行選擇性貿易和產業保護政策，以發展龐大的本土產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圖源：Business Standard）

但這不僅僅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展經濟學”失敗了。甚至可以說，這種經濟學是被蓄意設計出來的，目的是阻止經濟發展，使發展中國家處于依賴狀態，使其資源可以被低價攫取。華盛頓式的“發展”打著“比較優勢”的幌子，勸說發展中國家把重點放在低附加值的商品出口上，但由于這些商品的價格相對于高附加值的產品呈長期下降趨勢，因此這些發展中國家會出現國際收支赤字，必須借入外國資金，貨幣也會疲軟，從而導致債務陷阱，同時使其資源對發達國家來說變得越來越便宜。

確實也有國家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然而，按人均收入衡量，只有五個國家或地區果斷邁向了發達國家行列，它們是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及其地區（包括臺灣）。然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無視華盛頓模式的“發展經濟學”，采取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明令禁止的政策，如新生產業保護、產業政策、依賴國內銀行信貸創造而非外國貨幣，即中央銀行對高附加值產業的銀行信貸進行“窗口指導”，同時抑制用于消費和資產購買的銀行信貸，從而實現了真正的經濟發展。當然，中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擺脫貧困的人數都要多，這要歸功于其違背華盛頓共識“發展經濟學”的政策。

1980年代末，日本政府和許多大藏省官員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領導層指出，他們的政策是有缺陷的，應該向高增速的東亞經濟體學習，以了解如何快速發展經濟。但是，美國在日本、韓國甚至中國臺灣地區都有駐軍，這意味著他們無法挑戰或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做法。因此，發展中世界仍然籠罩在旨在阻礙經濟發展的“發展經濟學”的陰云之下。

接下來，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正式股東大會以及國際峰會和會議上做出了許多真誠的嘗試，主張應該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政策，其他國家也應該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因為美國的主導地位已經過時，而且也沒有為大多數國家帶來經濟上的成功。但中國試圖改善這一體系的努力遭到了美國的拒絕。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一直堅持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并不屈從于美國的霸權。中國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了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并積極參與金磚國家集團。中國還加強了上海合作組織的活動。現在，發展中國家有了不同的選擇，不必再屈從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接受西方實質上的殖民統治延續。

新開發銀行總部（圖源：Bb3015）

與華盛頓主導的體系不同，中國不干涉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也不強加類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后者的“條件”甚至包括要求修改憲法（如1997年亞洲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泰國提出的要求）。相反，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將其巨額外匯儲備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直接幫助該國發展經濟，并促進雙邊貿易和繁榮。

發展中國家對一個沒有殖民歷史的國家提供的這一替代方案感到感激。接下來，中國需要像鄧小平在國內推動中國經濟迅速崛起那樣，倡導發展中國家建立許多小型地方銀行。這將是替代華盛頓錯誤的“發展經濟學”的最終方案。“發展經濟學”認為銀行并不重要，并迫使各國將重點放在股市發展上，盡管股市事實上并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反而會助長美國和英國式的賭場資本主義。

中國摒棄了蘇聯時代單一銀行的中央計劃制度，將經濟決策權力下放，由成千上萬家地方小銀行的數十萬名貸款人員負責評估數百萬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貸款申請，這讓中國龐大的經濟獲得巨大的收益。這一方針造就了一個強大且龐大的中產階級，意味著不平等現象的下降和國家的繁榮，這要歸功于普通公民強大的購買力。而華盛頓的“發展經濟學”卻使許多非常貧窮的人和一小撮極其富有的精英受益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對世界意義重大，還有另一個原因：隨著石油美元體系的崩潰，沙特阿拉伯現在也開始用人民幣出售石油，人們越來越希望擺脫美國霸權和華盛頓式新殖民主義的高壓統治。金磚國家組織和“一帶一路”相輔相成，而通過金磚國家組織，現在有望建立一個替代萎靡不振的石油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和平貿易與合作，而不需要為之發動石油和能源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