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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陸克文帶著他的最新研究報告《習近平治下的中美關系：以建設性現實主義的新框架來實現中美共同使命》來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舉行新書發布會，并與中國學者做了深入交流，觀察者網受邀參與此次發布會。本文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兩位學者對陸克文報告的分析與回應文章。

陸克文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中國意在把美國趕出亞洲嗎？（文/吳莼思）

澳大利亞前總理、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福中心高級研究員陸克文先生最近就中美關系發表了一篇重要報告，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然而，筆者對于陸克文先生關于中國的“亞太安全觀”不包括美國的說法，并不贊同。筆者認為，中國在亞洲事務上提出的三個“歸根結底”，其著意點是鼓勵亞洲國家確立亞洲主體意識，而不是要將美國趕出亞洲。

關于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存在，在意的人似乎很多。在“美國重返亞太”一詞出現后，不僅美國反復強調它在亞太地區具有“一貫”的利益，而且，有些亞洲國家也大談“美國不能走”，似乎真有什么人在趕美國出亞洲似的。其實，亞太的問題根本不是美國走不走的問題，而是亞太的議事日程應該由誰制定的問題。由美國制定還是由亞洲國家制定，可能對亞洲國家的利益產生重要影響。

很長時間以來，亞太地區對由超級大國和西方國家制定議事日程習以為常。這可能受到兩方面經歷的影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整個世界處于兩極格局控制下，亞太地區也不得不服從于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略目標，失去了自主決定其議題的空間。第二，東亞國家對于由西方國家設定議事日程存在某種“路徑依賴”。亞洲雖然具有古老文明，但其進入現代化的時間要比西方國家晚得多。作為現代化過程中起步較晚的群體，東亞國家在與世界打交道時就遇到了已經存在的規則體系，以至于不得不隨著外部世界的規則運轉，并在那一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主導話語權和議事日程的自覺性。

實際上，由于地理位置、權力地位、經濟水平、歷史傳統、文化價值等很多方面存在差異，西方國家設定的安全議程常常不符合東亞國家的利益和實際，并非東亞國家的核心關切。例如，處于全球權力頂端的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最首要目標是維護其“領導地位”，防止出現挑戰其主導地位的地區力量。因此，亞太國家尤其是東亞主要力量之間形成相互牽制、矛盾對立的狀態對其最為有利，這頗類似于歷史上霸權國家經常采用的所謂“分而治之”戰略。然而，對大多數東亞國家來說，其所面臨的主要使命是如何保障正在進行的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規制化得以順利完成。這在更大程度上屬于發展問題，可以在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及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獲得更大收益。由此可見，美國維護在亞太地區“領導權”的利益與東亞國家的發展利益之間并不完全一致。東亞國家如果一味追隨美國的亞太戰略，難免在發展利益上受到損失。因此，突破長期以來壟斷亞太和中國周邊地區的“歐美話語體系”，從亞洲國家的發展需要出發，正確界定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和安全使命，是亞太地區該做的事。

事實上，冷戰結束以后，亞洲國家的主體意識不斷上升，其主要表現就是東亞國家間的區域合作不斷取得進展。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國家更加自覺地尋求區域合作。在地區層面，東盟+1、東盟+3等機制使東亞國家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功能性問題及次區域合作中，朝核問題六方會談、2008年末開始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以及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機制等也都是非常具有特色并致力于取得實際效果的合作平臺。可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一直在逐步走出超級大國在冷戰時期搭建起的秩序框架。中國關于亞洲事務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的思想，符合這一歷史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東盟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倡導的“亞洲精神”以及“東盟方式”的肯定。

當然，對于亞洲國家日益上升的主體意識，美國作為原有秩序的主導力量難免心存戒懼，時刻擔心有一天會失去其在亞太的“領導地位”。由此，面對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不斷上升，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做出了強烈反彈，不僅在政策宣示層面大談“重返亞太”、“戰略轉身”或者“戰略再平衡”，而且在實踐中著力鞏固、加強和調整其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同盟體系，因為這一體系最能體現和維護美國在亞太權力結構中的頂端位置。然而，從亞太地區來看，美國的這一政策選擇將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安全同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安全公共物品的一種供應方式。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同盟，也就是說加大了在傳統安全問題上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公共物品供應。但是，冷戰結束以后，亞太地區的傳統安全風險實際上是在下降。美國要增加這一供應，就只能“制造”需求。由此，亞太地區國家間的安全關系難以好轉就可見一斑了。

客觀地說，美國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存在。但是，這并不是說，亞太地區的利益界定和議事日程就必須由美國決定。亞洲國家決定亞洲事務與將美國趕出亞洲是兩回事兒。美國應該學習平等地與亞洲國家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