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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學習，調整

自從1840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在思考中國如何改革和復興。他們徘徊在傳統的中國思想文化與從西方帶來的新的思潮方向中，集體進行著學習、反思并提出了新的理念。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領導人同樣透過試驗、學習和調整這一周而復始的方法來尋找中國進步的路徑。

鄧小平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便創辦了經濟特區作為試點，第一批試點城市包括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城市，它們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通過優惠的政策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收和利用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和學習現代的管理經驗，并且開辟和擴大中國與世界溝通與相互了解的視窗。

特區實施許多優惠政策，例如，在經濟特區之內，企業享受更低的設備和原材料進口、產品出口以及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外匯的結算與匯出、土地使用和相關人士的出入境收手續亦得到了相關政策的支持。經濟特區作為對外交流的視窗，在一定時期內通過中央政府給予的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二者合力，其經濟以超出一般地區很多的速度成長，人均經濟實力接近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水平。

圖3：深圳市深南大道旁的鄧小平畫像

事實上在中國決定采用任何重要措施之前，它必定會進行試點，作為將該議題的試驗。最著名的便是上述中改革開放初期時，由鄧小平主導的經濟特區試點。在第一批試點城市“先走一步”的嘗試相對成熟和成功之后，在1988年中央政府授權了海南成為經濟特區之后，至今亦先后批準了包括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在內等12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特區”），以及包括浙江省溫州市、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山東省青島市5個城市或地區的“金融試驗區”等等一系列的經濟區推進改革開放。

在1990和2000年代，在中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可能是“與國際接軌”。這代表了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國際慣常做法的求知與追求。“與國際接軌”是多方面的，涵蓋模式，政策和法規等各方面。而向其他國家學習是中國普遍采用的手段。中國學習的對象從香港開始，到新加坡和臺灣地區，再到日本、韓國，然后到歐美，以及全球。在制定重大政策之前（諸如在金融、醫療、社會保障、產業引導等方面），中國政府必定詳細研究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比較它們的利弊，然后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作為一種改革的方法，試點直到今天依然在進行。通過試點，中國政府（和企業）可以進行學習和適當調整。例如，2023年5月，浙江省首次召開全省共同富裕試點推進會，會議回顧了浙江省在中央指導下，以“試點中的試點”方式將共同富裕試點按特色、分批次地落地推進。這種方式在沒有許多先例可循的情況下獲得了創新經驗，一些試點甚至帶來了全國性的影響。

除此之外，數字人民幣的試點亦在全國持續推進。多個試點城市或地區，包括江蘇、廣東深圳、浙江義烏，因地制宜地推出了數字人民幣落地的解決方案，嘗試并拓展了許多不同的應用場景。從日常的“促消費”數字人民幣紅包、體育彩票的購買與兌獎，到為境外人士帶來支付新體驗的硬錢包、與多邊央行共同探索跨境使用等等多種不同類型的場景試點，逐步讓數字人民幣融入百姓衣食住行的各個領域。

試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具備多方面的作用與影響力：一是可以在小范圍內測試新的制度或政策的效果，為全面推行提供經驗和依據。二是可以緩和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可接受性和靈活性。三是可以充分發揮地方和基層的創新精神，適應不同的地域和條件。四是可以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減少改革的風險和成本。五是可以提高改革的效率和質量，促進改革的深化和完善。

簡單來說，試點就是一套務實的方法。

大規模組織能力

“三層二元”架構的執行需要強大的協調和組織能力。盡管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傳統中的“儒法制度”還是在兩千年的歷史中在中國建立了一套能夠管治一個廣袤國度的體系。該體系當然不是完美的，但它卻是很有效的。

到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政府加強了整體的組織能力。中國憲法規定，行政區劃有省（自治區、直轄市）、縣（自治縣、市）、鄉（鄉、街道）三級。鄉鎮和街道是中國的基層行政單位。各地由中央統一領導，地方分級管理。因此，大型組織能力從新中國成立開始逐步形成。

我們可以從中國在脫貧方面的成就看出中國大規模組織方面的能力。從2015-2020年的五年期間，中國現行標準下的9899萬農村人口全部脫貧。以安徽省金寨為例，2014年金寨全縣建檔立卡貧困戶約4萬戶，共13萬人，貧困發生率22.1%。自2016年實施脫貧攻堅后的僅4年時間內，金寨縣71個貧困村的約13萬人口實現全部脫貧【4】，自此，金寨縣徹底退出貧困縣序列。

在整個脫貧過程中，各級政府通過呼吁各主體（政府、事業單位、當地民企、國企、部隊等）對困難戶實行多方位援助，并在教育、住房、醫療、就業等多個維度對貧困戶進行補貼和扶持，幫助貧困人口實現了多種創收模式。與此同時設立駐村干部和幫扶專員，通過實地服務、項目落實和監督考核，保證了扶貧政策的有效執行和精準到位。高層領導和政府官員則負責制定政策、強化責任和監督落實，確保扶貧工作的統一指導和全面推進。這樣的脫貧模式體現了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從高層到基層相互配合、監督、并協同執行，共同推動了中國在脫貧方面取得了成就。

圖4：1978年-2019年我國農村貧困狀況 （來源：新華社、高風分析）

這種大規模組織能力亦經常被稱為“舉國體制”，意思即是當中國政府希望做成某一件事情的時候，它往往可以調動全國的資源達成目的。以上所提的脫貧工作就是透過舉國體制而達成的，其他如“南水北調”，將沙漠大規模綠化，2060年“碳中和”等都是調動全國能力和資源來進行的。

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的四大商業銀行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和債務。盡管當時的西方媒體不斷傳播中國金融體系即將崩潰的觀點，甚至出現了所謂的“中國崩潰論”之說，中國并未像其他東亞國家那樣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中讓銀行因高不良貸款率而破產。相反，中國通過國家財政直接將銀行的不良資產一次性剝離，完成了商業銀行的改革。

為了推動中國銀行業的商業化改革，中國政府成立了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包括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這些AMC總計接收了14,000億元的不良資產【5】。為了承接這14,000億元的不良資產，財政部向這四家AMC撥付了400億元的注冊資本金，并持有100%的股權；央行提供了5700億元的再貸款，四家銀行向對應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發行了8200億元的債券，再由資產管理公司按面值1:1的對價收購銀行的不良資產包，這就是第一批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也被視為中國解決不良資產問題的開端。

從1999年開始，中國的不良資產行業經歷了從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的改革，其發展歷程始于政策性，走向市場化。當時總理朱镕基的領導作用至關重要，而經濟學家及“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在不同場合也談到了這段經歷。這一進程的實現主要依托于中國政府對金融體系的賦權，即國家成為國有金融體系的最大股東。由于中國國有大銀行80%的資本金來自于國家財政，這意味著中國的金融資本是以國家政治力量為基礎，并通過國有資本和大規模組織能力實現了對金融體系的高度控制。中國政府在國有大型企業中所具有的指揮地位，令政府能夠直接指揮和調動國有資本來快速幫助金融行業解決困境，實現整體調控。這樣的“舉國體制”使得中國的四大商業銀行在短短的十年時間內便擺脫了萬億級別的不良資產的包袱，并在2008年完成了上市。而2008年至2018年的第二個十年間，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已經全部發展成為世界前五大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也發展成龐大的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

蘋果大學（Apple University）的顧道格教授（Professor Doug Guthrie）在2022年接受媒體訪問時說：蘋果的供應鏈能夠成功在中國建立和營造是基于三個原因：第一，中國政府能在全國范圍內調控勞動力的能力；第二，中國擁有“將一切聯系在一起”的一流基礎設施；第三，中國許多城市有能力建立產業集群，形成龐大而復雜的供應鏈網絡。

簡單來說，支援蘋果在中國供應鏈是中國的“舉國體制”。蘋果公司在中國建立供應鏈不只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還是因為中國可以提供的整套配合優勢，而這優勢往往是由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所牽頭的。

顧道格教授還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并不存在任何“IP被偷竊”的情況，因為相關的IP都是蘋果公司與供應商共同研發的。這是一種集體合作的精神，但大量的供應商（包括中國大陸和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通過由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無時無刻不在的動態式管理和協調，才能不斷輸出創新來支援蘋果公司的高效供應鏈。

國體制另一方面還是一套由較發達的地區協助較不發達地區的援助機制。中國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東部9個省、14個市結對幫扶中西部14個省區市，全國支援西藏和新疆，開展定點扶貧。這不僅僅推動了貧困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更加彰顯了中國全國一盤棋的制度特色。

幾年前，我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旅游。當地導游跟我說，喀什這幾年的旅游設施和其他配套設施發展得很好，主要多虧上海來的援疆干部。在此期間，上海的干部帶來了新觀念新思路，讓喀什的旅游設施和整體管理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據官方媒體的統計，2010-2022年，十二年間赴喀什的上海援疆干部人才數量總計達到724人。在上海對口支持新疆喀什的力量下，喀什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不少進步，其周邊產業也煥發了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