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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產業引導基金

就如上述的合肥經驗所指出的，地方政府對企業的財務支援往往是主要因素。而這些財務支持普遍的形式是透過地方政府成立的產業引導基金來完成的。

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是由政府出資，吸引有關機構和社會資本，在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前提下扶持特定產業、階段、區域的具有產業引導性的風險投資機構。這種基金的設立主要是為了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杠桿放大效應，以小部分資金撬動大量社會資本，有效地解決融資難等問題，增強創業投資資本供給，鼓勵種子期、起步期的企業，尤其是高新科技產業初創企業的發展。截至2022年底，中國各級政府共成立1531只政府引導基金【11】，自身規模累計達到2.74萬億元人民幣。

這些地方政府基金能夠很好地扶持本地產業。例如，上海市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由上海科創投受托管理，重點引導資金投向上海市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產業、生物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等。代表投資項目包括了中衛半導體、微創心脈醫療技術、奇步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等上市企業。再比如，廣州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設立的規模500億元的前沿科技產業基金，其主要以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的前沿科技產業為核心，發展具有戰略性、引領性、前瞻性的大中型項目，投資了如泰瑞生物、暗物智能、廣汽埃安、廣電運通等企業。

除此之外，深圳市天使母基金作為全國最大的天使投資類政府引導基金，也通過專注投資培育戰略性產業，如半導體產業、新材料、生物醫藥等產業，培養出以安路科技、寧德時代、邁瑞醫療為代表的眾多上市企業，總數達到200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蘇州基金，從醫美巨頭華熙生物，到芯片設計領先公司納芯微，再到國產CAD軟件頭部提供商浩辰軟件這些業內頗具影響的上市公司背后，都出現了蘇州基金的身影。其他城市亦有類似的例子。

3)不成功的案例

就像所有嘗試一樣，中國在不斷的嘗試中免不了有些案例是不成功的。以下，我挑選了三個不成功的案例作為參考。

無錫尚德（下稱尚德）曾是中國大型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商。2000年，無錫市市政府與海歸創始人達成合作，并調集市屬企業600萬元建立尚德電力公司【12】。得益于領先的技術，完整的產業鏈和不斷完善的政府平臺建設，尚德于2005年成功在紐交所上市。但這家光伏產業里的巨頭，卻于八年后宣布破產重組。

按照中共江蘇省無錫市委黨校的論文《從無錫尚德破產重整案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所述，尚德的失敗，一部分是因為它內部管理原因導致投入與產出不匹配，同時也因為政府不斷提供的巨額資金和寬松信貸政策，讓尚德可以擴大它的產業鏈，加劇了企業流動性風險，最后引致到破產。從尚德的案例中，我們得以反思：政府在資金上的引導與扶持，有時非但無法推動企業的健康發展，反而會使企業忽略客觀事實，做出錯誤的風險判斷與決策。

另一個例子是江西賽維LDK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賽維）。作為當年入選亞洲百強企業的光伏巨頭，賽維于2006年在美國紐交所單一上市，創下了當年中國企業最大規模的IPO記錄【13】。然而，曾經向著世界第一進軍的企業，卻在金融危機后迅速走向衰敗。根據當年政策規定，光伏企業的最高負債率不得超過40%。賽維當年102.7%的負債率，已經嚴重違反了市場規則，就連江西省新余市市政府提供的30億元救助資金和當地國資對于其股本的兜底都已無法完全拖住賽維的下沉。

2017年武漢市投資的武漢宏芯更是戲劇性。剛成立不久后，宏芯花重金請來在芯片行業富有經營的管理人，購入荷蘭ASML公司的光刻機，投資額高達1280億人民幣，被列入省級重點建設項目。然而如此集錢財、人才、器材為一體，萬眾矚目的芯片公司，僅僅在兩年后便抵押掉了光刻機。而令人驚奇的是，抵押狀態上赫然寫著“全新尚未使用”。按騰訊科技的報道透露【14】，后經調查發現，幾位公司董事通過設立空殼公司北京光量藍圖，拉上武漢市政府成立重點項目公司武漢宏芯，然后通過總包商“武漢火炬建設”，將債務和風險轉移給貸款銀行、分包商、供應商。而各位涉事人在利用政府對芯片行業的重視牟取巨額利潤之后，便全身而退了。

從以上三個案例可以看出，任何體制都存在不完美。中國改革開放后所經歷的有成功，亦有不成功，但總的來說，中國取得的進步是比較多和顯著的。而且因為它內在的“試驗、學習、調整”的規律，它亦形成了一種自己修復的能力。

2.以史為鑒，展望未來

今天的中國人基于底層的大規模組織能力，透過不斷的“試驗、學習、調整”，將中國發展模式不斷進行優化。到今天已經形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等重要理念。這種發展模式驅動著，仍將繼續驅動中國的發展，亦主宰著中國在世界上扮演越來越主要的角色。

這些理念的形成，有著深遠的歷史文化背景。

1)發展模式的文化淵源

中國的文化和文明源遠流長。從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到從印度傳入和融入中國主流思想的佛學。盡管儒家和法家的傳承主導著中國主流思想，其他思想，特別是道家和佛家，亦同時在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還有一些思想，如縱橫家，陰陽家，兵家，墨家和名家等，依然同時存在于中國人的思想中。今天許多中國人常用的成語都來自于這些思想。

盡管自兩漢之后，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而儒家思想的確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影響），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多樣和包容的。因此，近代從西方傳來的馬克思主義會被中國人所接受。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就像所有的外來思想一樣，它亦在某種程度上被中國化。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亦能接納市場經濟的主要原則，在經過不斷的試驗，學習，調整之后，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Chinese modernization）的發展路徑，而現代化是現代性（modernity）的具體表現。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以史為鑒，展望未來”。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例如，中國領導人于1990年初期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對許多人來說，這好像一個矛盾的概念，但正如波士頓咨詢公司中國業務創始人鄭力行先生所言，中國領導人明白，這個貌似對立的理念，其實是一致的。而以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經驗來說，這個貌似矛盾的嘗試卻被證明是可行的。

我將中國這種“行走在兩種對立脈搏之間”視為包容的表現。這種表現映射出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陰陽家和從印度傳來的佛家的中心思想：世間事物均是由“陰”與“陽”所組成，兩者貌似對立，實則相互影響。而這種行走在兩種對立面之間的邏輯，能夠能中國人在任何一個方向都不會走得太遠。正是因為建立在不斷試驗、學習和調整的方法論上，中國人做事的方式更能避免走上極端。

事實上，對于“兩種對立力量同時存在”的理解，并不只是中國（和印度）認識到，在西方亦有存在，起碼在企業戰略，組織和領導力方面存在。

比如，于1998年出版，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凱思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和她的博士生肖娜?布朗（Shona Brown）一同撰寫的《在邊緣上競爭》（Competing on the Edge）一書。它與之前所有的（靜態）戰略理論最大的差別就是它將戰略的前提條件（經營環境）充分看作是一種不斷變化的事物，而作為反應手段的企業戰略亦應不斷整體地進行適當的調整和平衡。

圖6：《在邊緣上競爭》的核心思想（來源：哈佛商學院出版社、網絡和高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