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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影響巨大的約翰·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雖然發表于1902年，但此前的幾十年里，“帝國主義”已經是一個流行詞，只不過霍布森賦予這個詞新的含義，指出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其發源地是國內金融資本的擴張，專指大英帝國和歐洲主要國家發動的擴張。在過去30年里，一些歐洲國家尤其是大英帝國，它們要么吞并，要么在非洲和亞洲大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諸多島嶼上強制推行政治統治。眾所周知，霍布森的帝國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列寧將霍布森的理論融入馬克思主義之中，誕生了著名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帝國主義”在上世紀初成為了列強的“主旋律”

“帝國主義”具有國家政策、學術研究和政治批判的不同意義。就國家政策而言，我們熟悉的自由主義者如托克維爾是典型的帝國主義者。1837年的《阿爾及利亞信件》指出：“我毫不懷疑，我們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樹立起一座象征著我們國家光榮的豐碑。”在1841年的《關于阿爾及利亞》中，當論及法國當局在阿爾及利亞應當采取的必要措施時，托克維爾指出：“我經常聽到我尊敬的法國人說，我們焚燒收成、清空筒倉以及最后抓捕沒有武裝的男人、女人和兒童，這樣做是錯的。但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托克維爾一生都堅定地維護帝國主義擴張。

帝國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而盛行，背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1959年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出版，為當時歐洲的殖民政策找到了生物學上的根據。當時以及此后幾十年內，自由主義者其實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或者說自由帝國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人種優越論，歐洲之所以在科學技術上領先，說到底是因為白種人優越。迪斯累利也認為，“一切都是種族，沒有其他真理”。法國殖民政府理論家儒爾斯·哈曼德直白地說，殖民關系最根本的起點是歐洲人的上等優越感：“征服土著居民最基本的合法性在于我們相信我們是上等人民，這點不僅體現在機械、經濟和軍事上，而且也體現在道德上。”

土著兒童被放在動物園里供白人參觀

同時，由于工業革命誘發的社會問題即階級矛盾，殖民政策成為化解國內階級矛盾的重要手段。法國大文學家維克多·雨果說道：“將你們國家難以容納的人輸送到非洲這塊大地，以同樣的方式解決你們的社會問題，將你們的無產者變為有產者。”以輸出人口化解國內緊張關系是當時歐洲國家的普遍做法。英國的漸進與穩定與“日不落帝國”有著密切關系。即使當時的左翼學者如英國的費邊社都這樣鼓吹，不想要內戰的人就應該成為帝國主義者。盡管如此，意大利還是產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在19世紀70年代，只有17萬人移居他國；19世紀90年代，移民數量增至150萬人；20世紀前十年，有360萬人移居他國；1914年有600多萬人生活在海外，而當時意大利的人口才3500萬。由此可見工業化過程中歐洲社會關系的緊張性。

到19—20世紀交界時，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開始讓位于文化優越論，即從文明、文化的視野解釋西方的優勢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作為自由帝國主義者的馬克斯·韋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要回答的問題是，西方為什么贏了以及西方文明為什么具有普適意義和普適價值。

關于西方贏在哪里，韋伯列舉了八點：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學真正達到了可以被當代公眾認可的發展程度。第二，中國的歷史學雖然高度發達，卻沒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樂藝術上，理性而和諧的音樂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筑學上，哥特式拱頂的空間結構在其他地方也沒有。第五，大學制度為西方獨有。第六，公職人員系統為西方獨有。第七，理性的成文憲法為西方獨有。第八，也是結論性的，所有這些都源自其他文明所沒有的資本主義組織。資本主義是怎么來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獨特的理性主義”。

對于資本主義來自新教倫理塑造的理性主義這一說法，著名的編年史歷史學家費南爾·布羅代爾稱之為“篡改歷史”的行為。韋伯自稱學術服從政治，說“我根本就不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韋伯事實上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狹隘的文明優越論者和帝國主義者，把民族權力和民族文化作為終極價值追求。這樣一部典型的“文化優越論”的政治作品，居然依然被一些人視為“學術經典”，在“無問西東”中不自覺地喪失了主體性。

（二）民族主義思潮與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在西方一些早發國家對非西方國家大搞殖民政策的同時，在西方內部包括西方后裔國家即拉丁美洲，拿破侖戰爭刺激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并推動了建國運動，出現了所謂“民族國家”，進而成為世界政治的“新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