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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民主，必有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這是一種政治權利的實現；但是政體維度上的民主必然離不開“國家”即政府的作用，這是一種官民互動的過程。這是理論常識，也是生活常識。但是，西式民主只講個人和集團的權利而不講國家的作用，完全有違政治常識。基于此，有學者提出相對于不能有效治理的黨爭民主模式的“可治理民主”——由“政治參與—自主性國家—有效治理（責任政治）”所構成。政治參與形式多樣，力量不均，需要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去選擇性回應參與訴求并主動汲取民意，在官民互動中最終達成一種負責任的有效治理。其中，官民互動的主要方式是基于協商而達成的共識，堪稱“協商共識型民主”，它體現在各個層次的政治決策過程之中。作為一種實踐模式的協商民主是中國的獨特優勢，所以如此，是因為協商政治根植于民本思想中，中國民主的價值模式可謂“民本主義民主”。

如果說西式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分別是自由主義民主和黨爭民主，那么中國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則分別是民本主義民主和協商共識型民主。自“審議民主”在中國落地為“協商民主”之后，關于協商民主理論和協商民主實踐的研究，成果斐然。有代表性研究發現，協商政治是中國固有的政治傳統，因此在大眾民主時代協商政治很容易轉化為協商民主，何況中國有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的政治建制。更有學者以實驗主義的方式，用試點方法觀察協商民主在中國基層政治中的運作實踐。在中國政治中，通過協商而達成的政治共識，是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政治行為模式，在新時代被賦予更豐富的內涵，致力于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協商民主。應該說，“協商民主”之花開在西方政治學，“協商民主”之果結在中國政治學，這是因為中國政治中固有的協商傳統和政治建制中固有的協商機制，才使得這個民主理論和民主形式在中國政治中受到廣泛的擁抱。

面對強勢的西式民主話語，有了社會科學訓練的中國政治學人，漸具對話能力，并在對話中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民主話語體系。但不得不承認，中國政治學尚未出品學術體系完備、邏輯論證縝密的“巨著”，這也是留給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空間。

治理理論。在過去40年中，國際社會科學中的兩大關鍵詞是民主和治理。治理理論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浪潮和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副產品。如果說政治民主是為了加強個人權利而去政府化，經濟自由則是通過強調私有化和市場化而去國家化，那么，治理理論則是通過增強個人權利以削弱政府作用的制度化安排，從而構成自由主義政治思潮的“三駕馬車”：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治理社會化。

治理理論來自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銀行專家對于南撒哈拉沙漠國家的政策設計。他們認為，這些國家出現普遍性的國家失敗，根源在于無能為力的政府，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強非政府組織、各種社會組織乃至個人的作用。世界銀行甚至還以“投資人民”（Investing in People）為主題，強調個人和社會的替代性作用。伴隨著1990年作為新自由主義宣言的“華盛頓共識”的節拍，強調社會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論迅速在全世界流行開來，“無政府的治理”成為治理主義者的信仰，認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實現公正透明，才會有政治合法性。

客觀地說，民眾對于政府存有意見是普遍現象。因此主張去政府化而鼓吹個體的作用，是一種民粹主義情結，而治理理論無疑迎合了這種民粹主義訴求。問題是，在很多非西方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國家—社會關系屬于“普力奪社會”或“強社會中的弱國家”，國家被嵌入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之中而難得自主性。在此情境下，再主張進一步去國家化而強化社會的權力（權利），這樣的國家—社會關系不是更惡化了嗎？對此，曾經大力鼓吹治理理論的福山有過深刻反省。要知道，“組織起來”依然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國家建設的優先議程。

這是比較政治發展研究給我們的基本知識。人們的認知能力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缺乏比較政治學基本知識的前提下，各種與發展中國家國情南轅北轍的概念、理論的流行在所難免，甚至變成某種“道德”標準。現在，人們終于看到，主張社會權利的治理理論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并不能起到良治的作用，比如南撒哈拉沙漠國家并沒有因為出產了治理理論而變得“善治”，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治理水平也并沒有因此得以提升。為什么呢？除了它們尚未真正完成“國家建設”的任務——“把國家組織起來”，還因為被賦予治理使命的社會組織也遠非治理理論所依賴的“公民社會”。因“民情”不一樣，統統被稱為“公民社會”的社會組織，在美國其實已經演變為利益集團社會，在南美則為“普力奪社會”，印度乃為“種姓社會”，非洲是“強社會”。雖然名稱各異，但共同點都是不平等，而公民社會理論的假設是社會平等基礎上具有公共精神的參與。

在與治理理論這種強勢話語的對話中，中國政治學人逐漸建立起具有“中國性”的治理理論——國家治理理論。顯然，“國家治理”之于“治理理論”的不同在于“國家”的角色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命題，得到各界的熱烈呼應。無疑，這種社會科學化的政治表述是以學術研究積累為基礎的。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治理理論流行，但很多學者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國家治理”一詞。這是因為，中國人是天然的國家治理主義者。

因此，當西方的治理理論大行其道時，主張“國家治理”的研究也影響日隆。有學者提出了作為研究范式的“國家治理范式”，認為國家治理包括政治價值、政治認同、公共政策、社會治理等幾個方面。當“國家治理現代化”成為官方術語之后，國家治理與西方治理理論被明確區分開來，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治理，本質上既是政治統治之‘治’與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機結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與‘理’的有機結合。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話語體系中，‘治理’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統治與政治管理的有機結合”，并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避免兩種認識上的偏差：簡單運用西方“治理”概念來套解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簡單認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當代政治理論和管理理論的專利。

應該說，作為官方政治表述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點：第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是國家或政府主導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制度層次上，國家治理體系包括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和社會治理。應該說，社會治理的提法是對治理理論的揚棄，從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在治理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包括政治治理、經濟治理、文化治理、軍事治理和生態治理。無論是在制度層次上還是在治理領域上，治理主體都是國家或者政府，必然包括統治和管理，但并不排斥社會的作用。治理主體的確立，根本性地與西方治理理論作了區分，但適當吸收其有益成果，比如社會治理之說。正如有學者總結，“國家治理概念強調了轉型社會國家發揮主導作用的重要性，同時也考慮到了治理理念所強調的社會訴求，是一個更為均衡和客觀的理論視角。”有學者在梳理國內外治理文獻后總結到，治理“指的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國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徑、能力，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國理政)的方式、方法與途徑，不是指市場化、私有化，不是指‘無需政府的治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西方的治理理論只是新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宣示，是“空洞的能指”，在實踐中不解決任何問題。

第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國家治理能力問題。同樣的制度為什么治理績效有著天壤之別？關鍵在于治理能力的不同。政治學理論關于統治能力、治理能力的討論并不少見，但主要視其為政治現象而少有上升為能夠用來分析政治現象的政治理論。傳統的國家能力理論包括合法化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等，但分析解釋力有限。合法化能力可謂無所不包，不具分析性；而財政汲取能力則太過具體，何況汲取能力強的國家并非必然加強合法性，有時甚至相反，這是歷史的經驗。與此不同，中國學者把國家治理能力當作一種研究范式，與以政體為范式的西方政治學傳統形成鮮明區別。具體而言，國家治理首先要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其中社會由普通民眾、知識階層和企業階層構成，“體制吸納力”對于不同的階層具有不同的內涵；其次，國家治理是關于制度之間、部門之間的協調與整合，國家治理能力因此體現為“制度整合力”；最后，國家治理事關政策制定和有效執行問題，國家治理能力事實上就是“政策執行力”。由“體制吸納力—制度整合力—政策執行力”所構成的國家治理能力，事實上成為一種分析性概念，用以比較分析不同國家的不同層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績效，這是一種系統化但又非對稱性的、非意識形態化的分析性理論，對于針對性地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

第三，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回答了如何保障國家治理能力這個核心和根本問題。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政治特征，不但有地域差異、民族差異和文化差異帶來的多元性，還有多等級的制度所構成的層次性，多元性和層次性構成了權力的非對稱性。在多元性、多層次性和非對稱性的制度體系中，要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是非常困難之事，但民主集中制政體確保了制度的協調性和整合性。對此，中國學者將民主集中制政體上升到與代議制政體同等高度的政治學理論上去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