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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政道”、“治道”都是治體理論的下位概念。理解了治體理論，就能明白中國之所以歷經王朝更替而文明不衰，就在于作為載體的治體的系統性、適應性和連續性。如今，中國人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多維度性、多領域性，不是政體理論所能理解的，只能用“治體”理論去解釋。并非偶然的是，“國家治理體系”也可以簡稱為“治體”，因此“國家治理體系”也可以看作是對治體理論、治體思維的一種內在傳承。

在講究歷史連續性的文明基體論中，當代中國是古代中國的一種延續和繼承，同時也增添了現代性變量。當代中國政治學的使命之一就是對當代中國是如何來的、如何組織起來的，作出概念化解釋。政治思想自古有之，但作為學科、科學意義上的社會科學是在研究歐洲國家建設問題上誕生的，不同的國家建設歷程研究，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科學理論。有研究發現，英國—美國的國家建設力量主要是商業集團，為此而證成的學說便是捍衛個人權利的自然權利或社會契約說，進而形成了社會科學理論脈絡上的社會中心主義，其關鍵詞包括但不限于理性人假設、社會契約說、自然權利、個人主義、憲政主義，其核心假設是“理性人”。與英國相比，德國作為現代國家形成較晚，商業力量脆弱，以軍國主義為基礎的官僚制把國家組織起來，從而產生了社會科學脈絡上的國家中心主義，關鍵詞是官僚制、國家主義、國家理由等。在中國，晚清以后遭遇總體性社會危機，國家四分五裂，社會呈現一盤散沙的局面，誰來將這樣的“國家”組織起來？商業力量固然靠不住，官僚機器也隨國家分裂而衰敗了，國家亟需新的組織——政黨。帶有舊軍閥政治遺產的國民黨完不成孫中山“以黨領軍、以黨建國”的設想，這個巨大使命最終由共產黨完成了。這種完全不同的國家建設路線，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都不能給予解釋，只能基于這個歷史而形成與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相對應的政黨中心主義。研究發現，雖然同謂“政黨”，意涵完全不一樣。西方政黨只是競爭政權的政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把國家重新組織起來的建國黨。研究還發現，雖然中國共產黨、蘇俄布爾什維克黨、印度國大黨都具有“使命型政黨”的特征，但中國共產黨具有民本思想的底色，而其余則主要是一個組織權力的機器，這種本體論性質的差別也決定了完全不同的命運，比如蘇聯解體和蘇共的失敗。正是政黨政治的引入，當代中國政治層面的“國家性”既有了現代性特征，也是推動中華文明基因共同體的新力量。

中共一大會址

政黨中心主義的發現至少有以下意義：第一，在比較政治發展的視野上回答了黨的領導權問題，從而將黨的領導權這個重大的政治命題社會科學化。第二，驗證了復雜性理論的假說，即質的多樣性，同樣名稱的事物具有本體論上的質性差別，也就是說，作為建國黨的中國共產黨不但不同于作為利益集團性質的西方政黨，就是同樣被看作是建國的使命型政黨，也存在著基于各自歷史文明基因的差別。只有發現了這個差別，才能回答蘇聯共產黨為什么失敗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成功。我們相信，這些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成果不是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所能比擬的，西方的中國政治研究從來未能進入主流比較政治學之列，更別說社會科學理論脈絡。

與此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就是當代中國的國家性研究。具體而言，就是由文教傳統所延續下來的中華文明基因共同體，在當代以什么樣式體現出來？這其實是回答“中國模式”問題。很多經濟學學者和社會學者干脆不承認有中國模式之說，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政策和經濟制度都是人類已有的經驗，談不上所謂模式。果真如此嗎？很多國家，尤其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實行了與中國相同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市場化—自由化程度甚至比中國更高，但是它們的治理績效為什么難以比擬中國？大家都有的市場經濟這個“新制度”肯定算不上中國模式。但是，中國的“變”寓于“不變”之中，“不變”的結構所吸納的“變”的增量，就是中國模式。

不同于經濟學和社會學，中國政治學界大都承認中國模式之說，但對中國模式的理解則有很大差異。代表性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混合體。從本質上說這樣表述并不錯，但既然稱之為“模式”，必然是一個概念化的表述，應該既能概括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也能最集中地體現當代中國政治制度，還能體現出中國的獨特優勢。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模式的一種合理化解釋，就是“民主集中制政體”，這是相對于代議制民主的一種代表性政體。研究發現，作為權力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歷經革命時期、新中國前30年、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時間性已經賦予其生命力。而且，這一政權組織形式能夠完全適應不同的經濟形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證明了民主集中制的高度包容性，在關鍵性的權力關系上都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在央地關系上，政治上的單一制與經濟上的分權并行不悖；在政治經濟關系上，體現國家意志的“發展型國家”與市場經濟齊頭并進；在國家社會關系上，對社團組織的“分類管理”既有控制又有放開，在國家理論上被稱為“國家統合主義”，其實體現了既有集中又有活力的國家社會關系。

把中國模式概括為民主集中制政體，或者視民主集中制政體為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一種將中國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學理論化或社會科學化的路徑，重新將民主集中制上升到政體理論的高度去與代議制民主政體進行比較，從而有助于將中國政治研究納入比較政治學的主流之中，而不再是所謂的“特殊性”、“例外論”。要做到這一點，僅有對關鍵性理論的研究是不夠，還必須有基于中國歷史文化的政治學方法論和認識論，以便更好地檢驗既有理論的真偽，致力于發掘新理論。

三、“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歷史政治學

扎根于中國大地的政治學研究成果，其實都是“以中國做中心”的結果。但是，中國政治學要取得更大的成就，要取得讓世界同仁刮目相看的研究水平，政治學不但要做到本土化，還必須形成“以中國為方法”的研究路徑和學派。“以中國為方法”至少有兩個含義，不但以本土化的中國為中心，而且以中國為中心研究所產生的認識論、方法論知識還將成為一種“尺度”或者說“標準”。

“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本不是問題。但是，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科學大有接受“西方中心主義”的現象，因此才不得不重提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學派形成于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那一時期的《矛盾論》、《實踐論》代表著中國人哲學觀的系統化，將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中國化；《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論述了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和政權的問題，代表著中國政治學的國體觀和政體觀的成熟；《論持久戰》代表了中國人的大戰略觀，指明了中國如何走向最終勝利。這些論著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成熟”，為迅速奪取政權奠定了戰略理論基礎。而這些體現在哲學、政治學和軍事戰略學上的政治成熟，根源于毛澤東指出的“以中國做中心”的研究方法和認識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毛澤東指出，“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共黨史了。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美國學者柯文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在中國發現歷史”，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強大對沖。無獨有偶，日本著名中國研究專家溝口雄三則直接提出“以中國為方法”?！耙灾袊鵀榉椒ā辈恢皇峭Ａ粼谝灾袊鵀橹行模灾袊鵀橹行牡陌l現本身就是一種尺度，因此包含“以中國為尺度”的意涵。也就是說，從美國到日本，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已經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遺憾的是，這種充滿智慧的學術方法并沒有在中國引起足夠的重視。改革開放之后，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滯后性，“一切以外國為中心”的現象并不鮮見。直到那種體現西方政治學方法論的、被奉為“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走向困境，在西方國家自身內部和廣大非西方國家出現嚴重政治危機，才為我們尋找走出“西方中心主義”的政治學提供了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