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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散逸】

近日鄧倫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過億元的新聞再次登上熱搜。這幾年明星逃稅的案件，始作俑者是2018年的范冰冰案（關于核定征收和稅收洼地，參見《我幫國家和“范冰冰們”算了筆賬》），之后明星補稅的傳聞就絡繹不絕，但是直到鄭爽案（參見《鄭爽的逃稅操作，讓我這個業內人士“嘆為觀止”》），稅務局并沒有再主動對明星進行公開處罰。

鄭爽案之后，全國多個省份開始要求個人股權轉讓必須先行清稅，并通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21年41號公告《關于權益性投資經營所得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公告》明確不允許股權投資進行核定征收，又堵上了一些漏洞。

然而，后面還是先后集中出現了薇婭追繳并處罰13.41億、雪梨6555.31萬元、二驢媳婦6200萬，直到今天鄧倫的1.06億元等重大案件。

3月15日鄧倫案件被曝當天，某品牌剛剛發布鄧倫代言的廣告，隨后火速解約。

這些案件逃避稅的手法都是常見的通過核定征收避稅，以前寫過就不多解釋了，我想探討的是另一個方面的問題：

這些人這么多錢稅務機關之前為什么沒有發現？還有多少這樣逃避稅的有錢人未被發現？

當然，我并不是為這些被處罰者喊冤。作為一個社會契約論的支持者，肯定覺得有錢人有義務多繳稅，但是作為一個稅務工作者，覺得稅收處罰應該是個有體系、有規程的制度性工作，而不是隔墻扔磚頭式的突擊執法。

我國稅收征管體系的核心是以票控稅，這是以增值稅為主要稅種時的征管方式，核心邏輯是增值稅鏈條抵扣，對應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征管水平和信息獲取能力。

然而，在這種體系下企業所得稅只要有票就能沖減成本，所以各種買賣發票、個人代開、變工資為報銷額度、勞務派遣開票等等手段層出不窮，核心就是弄到發票入賬。

再加上我國企業所得稅對個人消費的扣除規定十分寬松，所以傳統制造業的企業主幾乎所有花銷都可以拿票入賬抵扣，一元錢工資之類的事情屢見不鮮，其手下的高級打工仔主要收入可能也是報銷額度，每年可以報多少票比工資是多少更重要，他們對個稅的逃避稅并不在意。

但是影視業和網絡直播這些文化產業頭部聚集效應太強，是典型的贏家通吃。行業絕大多數收入聚集在極少數頭部從業者身上，其獲得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被日常開銷發票所覆蓋，只能利用核定征收的個人獨資企業這種低所得稅稅負的形式開出足夠的發票來平賬。最終，稅務局對其個人獨資企業生產經營所得進行否定時，將該收入變為工資薪金、勞務報酬類的個稅綜合所得時產生了大量稅收。

這一切都是在增值稅為主體稅種邏輯下的征管方式，這套以票控稅征管方式本質上有三個問題無法解決：

一是只重視增值稅鏈條的合法性，通過各種所得稅避稅形式甚至其他一些非法手段方式獲得的普通發票，比如通過各種小廣告來買票，都無法從所得稅抵扣中剔除出來。

二是對于不開具發票的經營行為無能為力，特別是面向最終消費者，全鏈條不開具發票的簡單加工產品，例如食品、服裝等行業很容易失去監管。

三是增值稅這種間接稅制本身的稅負累退性。

假設增值稅稅率13%，所有消費都要繳納增值稅：

一個人月收入一千的全部收入都去購買生活必需品沒有儲蓄，那么他負擔的增值稅占收入比是13%；一個人月收入一萬的每月消費五千儲蓄投資五千，他負擔的增值稅占收入比是6.5%；一個人月收入十萬的每個月消費2萬，儲蓄投資8萬，他負擔的增值稅占收入比是2.6%。

從上面的說明可以看出，雖然增值稅對每個人的絕對稅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增值稅是按照消費金額而不是收入金額納稅，其固定稅率導致收入越低，消費占收入比例越高，所負擔的增值稅就越高。

增值稅這種絕對比例公平、相對比例累退的特性，導致發明它的法國并沒有選擇這種稅制，而我國以增值稅為第一大稅種的情況也導致低收入者的實際稅負遠高于高收入者，嚴重違反了稅收對收入進行二次調節的功能。

我國政府也有解決這方面問題的舉措，財政部部長助理歐文漢2021年4月7日在發布會上表示：“從稅制結構看，要持續優化。在保持現階段稅制基本穩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健全地方稅、直接稅體系，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積極推進后移消費稅征收環節改革，進一步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等。全面完成稅收立法任務，以法律形式鞏固稅制改革成果。”

特別是隨著這三十年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現金交易微乎其微，整個外部交易環境都已經不是必須靠發票才能監控交易的時代了。與此同時，目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稅收體系基本都走上了以所得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