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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以增值稅為主要稅收收入來源，以所得稅為主的優點主要有兩項：

一方面是杜絕了各種大額的逃避稅發生。

由于全面金融信息監控以及現在的無現金社會，一個人的收入支出都通過金融信息留有痕跡，可以被稅務局掌握，并據此計算出個人的年應納稅所得額，從而避免了通過各種方式開具發票來掩蓋真實收入導致的逃避稅。可見，這些信息可以替代發票作為憑證的作用。

另一方面使稅收負擔率更為公平。

由于個稅超額累進稅率的存在，稅收會直接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大幅上升，而不是像增值稅一樣按照消費金額來間接納稅，所以不同收入階層的人實際稅收負擔率會趨于一致。同時有由于不會消費越多納稅越多，也有助于促進居民消費。

但是所得稅制也有缺點，那就是需要較高的信息收集利用水平，具體來說需要全面金融信息監控、稅務局的“公定力”和“吹哨人”制度這三個基石。

首先是全面金融信息監控，也就是對所有企業和個人的金融信息與其對稅務局申報的信息進行比對，如有不符，稅務局就可以對該信息進行調查甚至可以直接根據金融信息核定追征納稅人稅款。

這也是國外并不使用發票的原因，有全部的現金流信息根本不需要發票作為報銷憑證，自己打印一個收款單（invoice）入賬就行了。

同時由于現金使用率低及有相關監管限制，個人支出也必須在收入和貸款合計的范圍內，否則同樣會被信息監控發現。這也就是《絕命毒師》里的老白放一車庫現金不敢使用，非要開一個可以收取小額現金的洗車房才能洗白資金的法律背景。

《絕命毒師》截圖

而我國存在無現金社會的支付環境，可能即使這種通過洗車房、食雜店、洗衣房等傳統洗錢方法收取大量現金也是會被懷疑的。

目前全球推行的CRS就是這種全面金融信息監控的全球版，其對存款、股票賬戶、分紅型保險、信托、個人投資等各個方面的金融信息都要求金融機構收集，然后向該賬戶持有人的居民國進行數據交互，以達到在全球對金融賬戶設施監控的目的。

然而我國稅法對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信息是這樣規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條 稅務機關有權進行下列稅務檢查：

（六）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準，憑全國統一格式的檢查存款賬戶許可證明，查詢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賬戶。稅務機關在調查稅收違法案件時，經設區的市、自治州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準，可以查詢案件涉嫌人員的儲蓄存款。稅務機關查詢所獲得的資料，不得用于稅收以外的用途。”

也就是，對企業要縣區局局長批準，對個人要市局局長批準，且必須有相應違法案件的情況下才能調取金融信息，從根子上斷絕了稅務局從銀行獲取批量金融信息與申報進行比對的可能性。

例如，如果沒有人舉報或者已經明確涉及逃稅，稅務局根本沒有權限去查詢他人的個人銀行賬戶，這樣即使有人通過陰陽合同或者無票交易獲得了成麻袋的現金又存入銀行進行各種消費，稅務局也無法獲悉。

其次，稅務局的“公定力”是指稅務局可以根據金融信息監控獲得的納稅人收入信息來認定核定納稅人的應納稅額，稅收核定或欠稅認定通知依法送達給納稅人后，原則上即被推定為正確，形成表面證據。

如果納稅人對其應納稅額的核定或認定不服而提起訴訟，根據誰起訴誰舉證的原則，一般由納稅人承擔證明責任。這種做法有些類似我國在刑法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中使用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變種。

在稅務民事訴訟中，基于“公定力說”推定欠稅通知正確，由納稅人承擔推翻正確性推定的證明責任，取代稅務機關對欠稅通知的正確性舉證，能夠有效遏制納稅人濫訴，避免稅務機關花費大量行政資源從事舉證活動引發的低效率等負面效應。

很明顯，稅務案件的課稅證據資料大多由納稅人管理，納稅人與證據的距離更近。這種結合證據距離和征納雙方的舉證能力強弱分配證明責任的做法，有利于貫徹平等原則，提高舉證的實效。

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國家稅局(IRS)把FBI搞不定的、殺人無數的黑幫傳奇人物、號稱“芝加哥之王”的阿爾·卡彭送進監獄的原因。因為其財產明顯超過收入、且無法舉證財產已納稅，所以因逃稅罪被起訴，最終因隱瞞個人收入罪被判11年監禁，罰款5萬美元。

而我國目前的稅收法規，還是要求稅務局就納稅人的收入舉證具體從哪個環節逃稅才能追征稅款。這也導致了目前我國稅務機關對個人無法通過豪宅、豪車、大額個人賬戶轉移等個人財產信息去反推納稅人是否如實納稅，即使獲得了納稅人有大量金融資產且納稅無法覆蓋的情況下，仍然無法直接認定納稅人有逃避稅行為。

最后是“吹哨人”制度。高額獎勵舉報人是全球通用的方法，在歐美叫做“吹哨人制度”。特別是在美國，自1867年以來，美國國稅局（IRS）便得到授權可以給予偷稅漏稅檢舉者獎勵。2006年通過的法律，更是讓美國國稅局增強了處理檢舉者信息的能力，并提高了獎金。如果檢舉者舉報的逃稅額在200萬美元以上，那么在提供了證據后，檢舉者可以得到追回資金30%的獎勵。

“吹哨人制度”為舉報人帶來大量獎金及巨大榮譽，將企業員工對危害社會行為的舉報，視為對社會做出的重大貢獻。安然公司的員工莎朗·沃特金斯舉報安然舞弊，甚至可以導致美國第七大能源公司安然和為其做審計的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倒閉，使得“五大”從此變成了“四大”，這就是著名的“安然事件”。她本人也成為了《時代雜志》2002年的年度風云人物之一。

向美國稅務局舉報瑞士銀行幫助美國客戶逃稅的前瑞銀集團員工布拉德利·比肯費爾德，已經獲得了1.4億美元的舉報獎金，且未來還將會有更多的獎金入賬。

2002年時代周刊年度人物：“吹哨人”——美國世界通訊的辛西亞·庫珀（左）、安然事件的莎朗·沃特金斯（右）、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科琳·羅利（中）

以鄭爽案為例，這些年公司法實施了像注冊資本認繳制、股權對賭、代持合法化、同股不同權等大量新制度，但是這些制度并沒有考慮過與稅法的對接，目前稅收相關規定也沒有明確如何處理這些新政策。如果沒有內部人員舉報，稅務局僅據外部信息很難知情，而舉報獎勵過低嚴重削弱了知情人的舉報動力。

不過，我國整體的法律氛圍就是不鼓勵舉報的，依據《檢舉納稅人稅收違法行為獎勵暫行辦法》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令第18號規定，只有舉報超過一個億時才能獲得封頂10萬元的獎勵，獎勵比例0.1%，與美國的30%相比，激勵效果只能是聊勝于無罷了。

但是，最近這種風氣可能會被扭轉，如同為經濟類舉報的被執行人資產舉報，2021年11月8日福州市長樂區發布一起執行懸賞公示，最高可獲得20%到位金額的懸賞獎金，可能高達一億元。既然民間訴訟都可以設定這么高的舉報獎勵，那么逃稅這種涉及刑法的犯罪行為通過高額舉報獎勵來打擊更具有合理性。

總之，羅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我國目前的情況肯定不可能立即放棄增值稅等間接稅，轉而依靠以所得稅為主的直接稅。但是，在增值稅以票控稅的模式已然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時，借鑒一些更符合信息化時代的征管手段，既可以消除間接稅的征管漏洞，又可以增加直接稅的稅收收入，進而增強稅收公平性，何樂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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