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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國經濟遭遇供給沖擊、需求萎縮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再疊加俄烏戰爭、西方主要經濟體大幅加息等不利因素，挑戰巨大。作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啟程之年，尤其是作為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打基礎的年份，2022年的實際增長數據使得中國經濟新征程上的增長壓力有增無減。面向2023年及中長期的發展目標，中國經濟有無可能回補2022年的增長缺口？如何才能走好新征程？有哪些創新需要突破？有哪些常識需要堅守？

11月24日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中信出版集團舉辦“中國經濟的新征程與新挑戰”論壇暨《經濟的常識》悅讀會，北大國發院院長、《經濟的常識》作者姚洋做了主題演講，并與《財經》雜志主編何剛就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與新挑戰展開對話。

以下為對談文稿整理，內容有刪節。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

何剛：從2018年開始，尤其是疫情以來，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全球化。我們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比較大的受益者和貢獻者，現在經濟全球化似乎正在發生非常大的逆轉，尤其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挑戰在增加。那么，經濟全球化究竟是符合多數人的常識的必然趨勢，還是二戰之后幾十年一個短暫的歷史偶然現象，這種短期的逆轉是不是正常的？

姚洋：我覺得直白來說，經濟全球化應該是一個意外。因為它是二戰之后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雖然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冷戰、蘇美爭霸，在這期間，美國把所謂的人、財、物的自由流動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一個優勢，相較之下蘇聯不允許這種隨意流動。它以一種所謂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視世界的態度，要給全世界人民帶來福利，所以美國愿意搞全球化，全球化應該是美國人造出來的。

但是美國人沒有想到中國異軍突起、后面恐怕還有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崛起，對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體系會有沖擊。即使沒有實質性的沖擊，也有心理的沖擊。今后的世界，不再是美國一家獨大，可能是兩家、三家甚至更多，這對美國人來說，接受起來是有難度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看到過去十年的調整倒更加符合我們的常識。

全球化并沒有給美國每一個人都帶來了好處，那些華爾街的人、硅谷的人好處很大，但是最廣大的美國普通人的生活質量并沒有提高，甚至有一部分人生活質量是下降的，他們就會回頭來問全球化到底帶給我們什么，這時候就會有再調整。

但是即使有了這個調整，想要完全把全球化給拉回去，難度也很大。經歷過去30年的融合，這個世界永遠不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只能說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進行一些調整，調整之后進入一個新的穩態，這個穩態也許不像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那樣，但大家也不會完全隔絕起來。

蘇州：太倉港運轉繁忙有序 碼頭汽車整裝待發出口海外。圖源：視覺中國

何剛：您提到特別重要的一個觀點是，未來30年中國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參與制定全球規則。但是如果在一個比較分裂的世界，包括中美之間處于競爭甚至有一點對立的狀態之下，中國如何能夠真正參與制定未來的全球規則？這個目標是不是太高了，還是有實現路徑的？

姚洋：我覺得現在是中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因為全世界分成三極，美國、歐洲、中國。歐洲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著美國走，只要美國一發號施令，歐洲基本上沒有反抗的余地，所以事實上整個全球化的調整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調整。我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們要堅持自由貿易，這是我們的落腳點。

但另一方面，我們對于美國恐怕也要多一點同情和理解，你要理解美國人的心態。它制造了這樣一個秩序，最后發現自己國家廣大的老百姓沒有從中受益，會產生一種非常復雜的心情，特別是看到中國興起之后。

雖然我們的分配差距還很大，但回頭看過去40年，幾乎每個人的收入水平都明顯提高了。但是，美國人普遍覺得下降了，至少是相對下降了，獲得感不強。如果我們多一些同情和理解，恐怕我們跟美國人談就能談得更順利一些。

美國把兩國之間定義為競爭關系。中美兩國應該管控競爭，管控競爭就要制定規則，我們可以跟美國坐下來談怎么制定競爭規則。美國人現在有點玩不起，看中國跑得太快了，就要在高科技領域限制你；我們可以跟他談，但沒必要必須把高科技的限制、把關稅都降下來再談，沒必要設置高門檻，我們應該以一個開放的心態跟它談。如果我們明確知道全球化是要進行調整的，下一步是怎么調整，不可能完全回到上世紀90年代去，這是不可能的。

何剛：您說的邏輯上特別順，全球化如果是有調整的，我們在全球的角色和外部環境也必然有所變化。最近輿論上談論得非常多的話題，比如中國會不會陷入日本一樣的增長陷阱，中國會不會在制造業被越南和印度所取代。我看您在書里非常明確，中國是有可能逃避日本這樣的陷阱的，越南應該不會對中國形成實質性的挑戰，這是不是跟中國經濟的體量足夠大、增長足夠快有關，還是有其他的因素？在您看來，中國可以應對復雜的產業轉移包括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嗎？

姚洋：越南替代中國，這完全是一個神話，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我今天剛看了一下數據，越南的出口量大概是3600億美元，中國2021年的出口量已經3.3萬億美元，進出口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越南的出口量就是中國的零頭，越南就算將出口增加50%，也只能占中國一個很小的百分比。但越南的出口要增長50%談何容易，越南替代中國沒有這種可能性。

何剛：印度呢？印度作為人口大國，更多人對印度的科技創新、高素質人才包括勞動力的年輕化有很多的期待。

姚洋：印度是有潛力，但是要把潛力轉化為實力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我看了一下數據，從2010年到2020年，印度的制造業增加值占全世界的比例是略微下降的，沒記錯的話是百分之二點幾，而且還在下降（印度制造業增加值2010年為2853.5億美元，2021年為4465.0億美元，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維持在2.7%左右——觀察者網注）。

中國這10年增長了11個百分點，從18%增長到29%，排在中國后面的三個國家都是制造業強國，美國、德國、日本，三者加起來差不多跟中國一樣大。大家說印度有潛力說了二十多年，我也沒看到發揮出來。中國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4倍到5倍，可是在1992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收入剛剛超過印度，在1992年之前中國是比印度還窮的國家；倒退到1978年，中國是比印度還窮四分之一的國家，可是現在我們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將近5倍。

我反倒擔心中國這趟列車會讓別的國家沒有站可停。因為中國的體量太大了，中國會把一些低端的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印度，但中間的核心技術產業恐怕永遠都不會轉出中國。中國這么大的市場，我的判斷是未來幾十年中國這些產業不可能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