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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濱】

蘇聯解體20周年時，普京有言：“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又過了10年，蘇聯作為一個曾經的理想和意識形態，一個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替代品，一個幾乎支配了整個20世紀國際風云的龐大國家，她的苦難與輝煌、希望與失望、歡樂與悲哀，如今不過是一些特定的歷史符號，且漸行漸遠。

往事不可追，未來不可及。21世紀西方最關心的問題，已經不是普京所說的“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Крупне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XX века），而是主導世界四分之三個世紀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能否存續的問題。“歷史終結論”本身已經終結，未來卻充滿極大變數。

本文力圖從個人（戈爾巴喬夫）、國家（蘇聯）和國際體制三個層面，審視戈氏短暫但卻足以改變世界的政治生涯，蘇聯解體的偶然與必然，以及伴隨蘇聯崛起和敗落的兩極體制本身的利害得失。

一、戈爾巴喬夫：“未蓋棺，已定論”？

2021年3月初，世界仍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之中，對30年前的蘇聯解體之追憶卻不期而至。原因很簡單，2021年3月2日是戈爾巴喬夫90壽辰。戈氏作為蘇聯最后一任國家領導人，在任期間親歷了蘇聯超級強國的歷史性改革和解體。如今，蘇聯解體余波尚存，不僅歐亞大陸碎片化仍在繼續，戈氏和當年眾多政治人物所憧憬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也已危機四伏，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難以為繼。唯一不變的，卻是人們對戈氏改革和蘇聯解體看法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西方仍高度評價戈氏及其改革。美國總統拜登在給戈爾巴喬夫的生日賀電中，稱贊他“對自由的承諾和勇敢做出了艱難而又必要的決定，使世界變得更加安全，并繼續成為激情的源泉”。戈爾巴喬夫在任期間，其政策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于1990年的兩德統一。德國總理默克爾為此再次感謝戈氏“為和平克服冷戰和完成德國統一做出的奉獻”。

2020年，89歲的戈爾巴喬夫參與拍攝紀錄片《戈爾巴喬夫——天堂》（Gorbachev，Heaven），稱想記錄自己一生的事業  視頻截圖

另一方面，俄羅斯國內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看法仍以負面為主。戈氏90歲生日當天對塔斯社說，他當年的改革在俄羅斯仍是“眾矢之的”。皮尤（Pew）近年來數次民調數據表明，大部分俄羅斯人（三分之二左右）都認為蘇聯解體是件壞事，而35歲以上年齡段的人對蘇聯垮臺持負面看法的更占到78%。即便是在18-35歲對蘇聯沒有直接經歷的人群中，仍有半數人認為蘇聯解體是壞事。2018年的另一項民調顯示，只有5%的俄羅斯人仍然贊同戈爾巴喬夫當年的改革。

30年易過，俄羅斯國內外對戈氏評價的反差依然巨大。一國最高領導人，在國外被高度贊揚，在國內卻被人們摒棄，如此內外有別，且30年如一日，世界史上絕無僅有。

西方對戈爾巴喬夫的敬重，不僅僅是出于禮儀（戈氏是終結冷戰一代領導人中唯一在世者），更是基于利益。其實，戈氏“新思維”的最初著力點是外交。他在1985年就任蘇共總書記當年，就在11月與美國總統里根在日內瓦會面。一年后兩人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再度晤面，戈氏提出大規模削減戰略核武器的建議，美方為之震驚。次年美蘇達成歷史性的中導協議，解除了籠罩在歐洲上空的核威脅。此后，戈氏放棄“勃列日涅夫主義”，自東歐、阿富汗撤軍，促成兩德統一，對東歐劇變網開一面。戈氏一系列外交大手筆，令人目不暇接，在西方形成一股強勁的“戈爾巴熱”（Gorbamania），以至剛剛上任的美國老布什總統相形見絀。布什身邊的人透露，戈爾巴喬夫的頭像天天上頭版頭條，布什為此火冒三丈。為了給席卷西方的“戈爾巴熱”降溫，老布什政府甚至以種種方式，包括發布假新聞，以遲滯和干擾其前任（里根）與蘇方達成的各項協議的執行。

由此可見，戈氏改革節奏和力度大大出乎西方意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單方讓利，不求對等。然而驚喜之余，美國和西方對戈氏的善意和天真，充其量是積極推導、適當規范，但不會允許蘇方喧賓奪主。蘇聯領導人在西方走紅后，戈氏的處境其實非常尷尬。

30年后，戈爾巴喬夫承認其當年的政策“有誤”，也意識到有人批評自己“過于相信”他人。當年西方政要私下對戈氏多次表示，北約不會東擴，后來都不認賬。戈氏后來意識到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然而為時晚矣。對于戈爾巴喬夫的誤判，韓克敵在蘇聯解體20周年的一段論述非常到位：

美國的利益和蘇聯的利益有交集的地方，這一方面，戈爾巴喬夫看到了，這是他比其他蘇聯領導人高明的地方。但是，美國利益和蘇聯利益根本不一致的地方，戈爾巴喬夫沒有看到，或者說是看到了但天真地不愿意承認。而這種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不會因為蘇聯領導人的變化而變化，不會因為蘇聯領導人世界觀的變化而變化，不會因為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化而變化。

內政方面，蘇聯解體后，戈氏對其政績的反思相當矛盾。一方面，他仍堅持認為盡管有些舉措失當，但改革的大方向正確，而且政治改革必須先于經濟改革。與此同時，他又多次表示聯盟應該保留。對此，筆者不懷疑戈氏保留聯盟的意愿。蘇聯解體10年后戈氏訪問美國，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演講中，與主辦方的意愿相反，他堅持認為蘇聯解體是一個錯誤，當時的場面相當尷尬。盡管如此，戈氏政策實施的結果，卻是打壓維護聯盟的愛國派，縱容親西方的自由派，而最終兩方面都不待見。當時的蘇聯政壇黨派林立，亂作一團，而人們的共識則是，“我們需要先擺脫戈爾巴喬夫，然后再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