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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蘇聯帝國和冷戰體系的終結者，戈氏內外政策引發的劇烈震蕩，最終吞噬了戈氏本人。“當一個國家關注外來的評價勝過自己人民的感受；當一個國家的政治人物總是挾洋自重，希冀來自異域的聲援和支持；當政治領導人考慮個人利益甚于國家利益……這個國家也就不成其為國家了”，韓克敵如是說。

普京時代，戈普二人的關系尚屬“正常”。普京治國，連選連任；戈氏退而不休，時而論政。蘇聯解體20周年時，普京稱蘇聯解體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戈爾巴喬夫則奉勸普京不要再度出山，“普京已經擔任兩屆總統和一任總理。如果我身處其位，不會再度參選總統”，戈爾巴喬夫告誡說。

盡管兩人理念南轅北轍，普京對這位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總統仍不失禮儀，甚至德俄首腦會談時，戈氏也應邀出席。畢竟，戈爾巴喬夫在德國被稱為三位“德國統一之父”之一。統一后的德國，一直是俄羅斯歐洲政策的基石，普京期待戈爾巴喬夫發揮余熱，也是俄羅斯的利益所在。

2020年底，耄耋之年的戈爾巴喬夫在新著《何去何從：呼喚和平與自由》中強烈批評北約東擴：“北約東擴的決定是西方最大的戰略錯誤。它導致歐洲以至歐洲以外地區軍事政治形勢的動蕩。”而書中對普京的評價也似更為接近現實：

當弗拉基米爾·普京成為總統時，俄羅斯一片混亂……在這一災難性的場景中，我很難想象任何人會按照“民主教科書”的套路按圖索驥……俄總統別無選擇，只能果斷行事。他的一些做法被稱為威權方式，社會上有人提出批評……如果威權的目的是為了建造一個強大的現代民主，那么我就支持他，即便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具體做法和決定。

戈爾巴喬夫90壽辰時，普京也發了賀電。短短電文中，戈氏被評價為“當代出類拔萃之輩和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更為關鍵的是下一句，“對國家和全球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毋庸置疑，戈爾巴喬夫改變了世界。至于是變好變壞，是禍是福，見仁見智，普京僅僅是在描述一個人與一個帝國“人是而物非”的事實。

戈氏應是蘇聯最長壽的領導人（第二長壽者是87歲的馬林科夫，但他身居高位僅一個月便讓位于他人），也許也是俄羅斯帝國史上最長壽的執政者。一個夭折的帝國，一位長壽的掘墓人，二者之反差，足以令人思緒萬千。

筆者曾數次前往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那里安葬著俄羅斯著名的作家、劇作家、詩人、演員、政治領導人和科學家等。這是一座特殊的無聲紀念館，它記錄了俄羅斯的輝煌和苦難，光榮與夢想，其中很多墓志銘都在述說我們所熟悉的故事。不經意來到戈爾巴喬夫夫婦的墓地，戈氏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娃已長眠于此，右邊是為戈爾巴喬夫預留的空地。戈氏尚未蓋棺，歷史已有定論，即普京所說“對國家和全球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必然與偶然之間

對于30年前的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在體制、決策和社會等宏觀層面，蘇聯的衰敗和解體非一日之寒，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體制僵化，經濟低迷，軍費沉重，兩線作戰，擴張過度，脫離群眾……都程度不同地侵蝕著蘇聯的龐大機體。后續的改革失誤，外部干預，更加速了這一過程。對此，多數學者對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樂此不疲，也無可厚非。畢竟，龐大的蘇聯體制，即便是在正常情況下，也會積累種種痼疾，在飛速變化的外部世界的誘惑和挑戰中，顯得步履蹣跚，舉措失當，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世界上體制僵化、經濟不振的國家比比皆是，古今中外，尤其是帝國的消亡，無不經歷了漫長的衰敗過程，而且往往是在連年對外征戰和長期內部腐敗之后。而作為一個現代的超級強國，蘇聯解體過程異常迅速。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三天后便作鳥獸散，蘇聯龐大的黨政軍系統無所作為，快步進入自由落體的不歸路。對此，深受蘇聯文化熏陶的作家王蒙感嘆道：“蘇聯說沒有就沒有了，蘇共說解散就解散了，盧布說貶值就土崩瓦解……”

對于蘇聯體制的快速崩塌，近期學界的一些研究值得關注。其中復旦大學俄羅斯問題學者趙華勝教授提出的“淺層原因”，令人耳目一新。這篇2021年4月26日發表在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網站的“蘇聯解體的淺層原因”一文，不同于一般的學究式考證，而是力圖從“哲學角度”，將蘇聯解體的瞬間過程，置于歷史和常識的坐標之中加以考量，開辟了一個觀察歷史事件和決策人物的不同視角：

蘇聯的制度模式有諸多弊端，但這些弊端與蘇聯解體沒有直接關系。要說有，也只是間接關系。這些弊端使蘇聯不得不改革，蘇聯卻在改革中喪失了存在。不過，葬送蘇聯的不是蘇聯制度模式，也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中的錯誤。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方向正確不意味著政策的和策略的正確，也不意味著改革一定成功。反過來說，改革失敗說明一定存在嚴重問題，但不一定表明改革是錯誤的。

蘇聯的民族問題常常被用來解釋導致聯盟迅速瓦解的原因。趙華勝也認為蘇聯的民族問題復雜，處理有相當難度。更何況15個加盟共和國中14個是少數民族，其中6個信奉伊斯蘭教，少數民族占全國總人口近50%。但蘇聯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非一無是處，而且還有比較成功的一面：

蘇聯最大的成功在于它使“蘇聯”和“蘇聯人”成為共同的身份認同（波羅的海三國除外）。俄語作為通用語言得到普及，世俗化深入社會，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共容，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在一起正常工作和生活，對民族身份和相互差別的感覺不是那么強烈，不同民族間通婚也習以為常。誠然，蘇聯的民族關系并不完美，但民族關系總體上是好的，認為民族關系不好導致蘇聯解體是過于主觀的聯系。

有鑒于此，改革的主要起因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事實上，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中，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對保留聯盟的支持度達95%，它們對蘇聯解體“最初感到的不是喜悅，而是茫然甚至是失落”。

根據一般的邏輯關系，趙華勝也不認同經濟困難和軍備競賽是蘇聯體制快速崩塌的直接原因。“從一般的道理來說，經濟狀況與國家分裂沒有必然聯系……經濟衰敗確實使蘇聯國內政治矛盾加劇，社會不滿高漲，但它導致的結果是政治斗爭激化和社會混亂無序，而不是蘇聯解體。獨立主要不是經濟訴求，而是政治訴求，經濟問題常常是獨立的墊腳石，不管國家經濟狀況怎么樣，都可以成為要求獨立的理由……最終是中央政權癱瘓致使民族獨立如脫韁野馬，國家對局勢失去控制能力，使聯盟分崩離析。”

在這個意義上，趙華勝認為蘇聯解體是偶然不是必然。“聯盟中央有許多拯救聯盟的機會，即使是在聯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機會依然存在，但聯盟中央的軟弱無能和優柔寡斷使它不能做出決斷，失去了最后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