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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戰結束vs.蘇聯解體

30年前，蘇聯解體，兩極終結，西方精英彈冠相慶。西方政要在給戈爾巴喬夫90歲生日的賀電中，除了對戈氏泛泛的溢美之詞外，絕口不提蘇聯解體問題。這種選擇性的“失憶”，也許會淡化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中的個人色彩，但客觀上模糊了冷戰終結與蘇聯解體之間的界限。

蘇聯解體30年后，西方敘事中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已經步履蹣跚，難以為繼，西方自身在民粹主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夾擊下也已滿目瘡痍。甚至疫情以前，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連年征戰和無休止的“人道”干涉，已經造就了大批失敗國度，極端主義盛行，難民浪潮滾滾，極大地沖擊著西方本身。而西方學界最熱門的話題，竟是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在這個意義上，蘇聯解體而導致的兩極體制結束，并不是此前冷戰的結束，而是此后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盛極而衰的開始。蘇聯解體這個“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其實并非西方有意為之，但它至今仍然影響著21世紀的地緣政治走向。

這不是一個哲學問題，更非價值判斷，而是一個簡單的歷史認知，即冷戰至少在蘇聯解體前五年（1987年）就已成為過去式。與此同時，美蘇主導的兩極體制依然存在，但兩國政治精英之間已視對方為伙伴而非對手。數年后蘇聯解體，則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一）冷戰結束的若干“拐點”

柏林墻倒塌數月前，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斷言西方自由主義已經完勝任何其他對手，“在未來世界中，人們不再會為了某種純粹的空泛目標而前赴后繼；世界范圍內可歌可泣的意識形態之爭，將讓位于經濟核算、為解決技術問題而進行的無止境的努力，對環境的關愛，以及消費各類奇技淫巧所帶來的滿足”。

而蘇聯解體一年前，美國老布什總統也宣布“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已經降臨：

這是一個新時代，世界將免于恐怖，人們將致力于公正，追求和平。在這個世界會讓東西南北各國共同繁榮，和諧相處。千百年來，人類都在對虛無縹緲的和平孜孜以求，但卻陷于無數征戰和屠戮之中而無法自拔。此時此刻，一個新世界即將誕生，這將是一個極為不同的世界，她將是法制取代叢林規則的世界，各國將共同承擔維護和平和正義的義務，強國會尊重弱者的權益……

這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都不以蘇聯解體為前提。二人所憧憬的新奇世界，恰恰是以蘇聯存在為基礎的兩極體制。英國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則認為，冷戰在1986年10月11日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和1987年12月7-9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蘇峰會上就結束了。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冰島就全面銷毀各自在歐洲的中程導彈達成共識，一年后在華盛頓正式簽署中導協議。一個更為安全和穩定的世界秩序已經成型。與此同時：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政府期待或臆想蘇聯即將垮臺，而蘇聯解體時美方毫無準備。盡管美方希望對蘇聯經濟施壓，但美國自己的情報機構卻（錯誤地）認為蘇聯經濟狀況良好，可以支持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事實上，里根總統本人確實相信美蘇應該在排除恐怖的核平衡條件下實現共存，而不管其撰稿人如何為他的演講稿字斟句酌，也不管他那并非聰明睿智的頭腦中如何作想。里根所夢寐以求的是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在那個離北極不遠的冰島，正值陰冷的深秋季節，里根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一拍即合。

顯而易見，美國所關注的是蘇聯的對外政策和能夠威脅美國的蘇聯核戰略，為達此目的，美國期待一個相對無害的兩極體制，并不指望改變蘇聯國家機制的性質或弱化其執政能力，更沒有尋求單極世界的奢望。

（二）兩極的誘惑

里根理想中的無核世界，其實是對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確保相互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核戰略出于本能的反感。在兩極體制中，核武器成為國際秩序的“穩定器”，經歷了最初的核壟斷到后來的核均衡的過程。霍布斯鮑姆認為，美國在廣島投擲第一枚核彈4年之后（1949年），蘇聯成功引爆了第一顆核彈；1952年11月美國首顆氫彈試爆9個月后，蘇聯也成功引爆了第一顆氫彈。“至此，美蘇雙方都放棄了以戰爭方式應對對方的政策，因為那無疑是一種自殺行為。”

其實，對兩極體制諸多“優越性”的洞察更為超前的，是美國學者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至少在美蘇冰島峰會前半年，加迪斯就在美國《國際安全》期刊發表了著名的“長和平：戰后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素”一文，認為冷戰本身就是一個相當穩固的國際體系：“冷戰縱然有相互競爭、令人焦慮和無可置疑的危險，然而大國關系卻保持了20世紀最長久的穩定。即便與近代史上最為長久穩定的大國關系相比也毫不遜色。”在加迪斯看來，冷戰時期的世界并非太平無事，但經過早期的磨合之后，美蘇雙方在冷戰后期（20世紀60-70年代）逐步建立了若干隱性的“規則”，包括默認彼此的勢力范圍，容忍對方一些并非友善的行為，避免直接的軍事沖突，核武器作為最后手段，在對方領導層危難時期不落井下石等。對于最后一點，加迪斯著重指出，美蘇雙方在冷戰期間從未公開質疑對方領導人的合法性。

加迪斯認為，在諸多因素中，美蘇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后逐步確認的“確保相互摧毀”的核武器原則，以及一系列的軍控、監察機制，在兩極體制中促成了美蘇間“相對安全觀”的建立，排除了單方面追求絕對安全的可能，因為一方的絕對安全意味著另一方的絕對不安全。在這個意義上，即便沒有戈爾巴喬夫與里根達成的中導協議，美蘇主導的兩極世界已經實現了相對均勢。不僅如此：

兩極體制的穩定確實需要雙方審慎、成熟，并富有責任感。……雙方都認識到競爭是國與國關系中的正常現象……這首先需要意識到安全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即一國之安全不僅取決于為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而且要顧及這些措施是否會對對方造成不安全感。

與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規模的熱戰相比，冷戰確實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但作為“長和平”的冷戰并非歌舞升平，美蘇雙方從未停止過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層面的對峙和競爭。筆者在此僅僅強調冷戰也許是一個空前絕后的國際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美蘇即使不喜歡彼此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但至少會為了保全自身而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

（三）不對稱的共存之道

整個冷戰期間，蘇聯的綜合國力一直遠低于美國。二戰結束，美國經濟和國力傲視全球。雖然美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初嚴重下滑，由債權國變為債務國，被迫放棄金本位，但美國的西歐和日本盟友經濟復蘇和起飛，大大加強了西方的整體實力。在這個意義上，蘇聯在冷戰時期獲得相對安全的環境，是在美蘇間綜合實力非常不對稱的情況下取得的相當不錯的結果。不可否認，核武器是兩極體制中最為重要的平衡器，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國精英對蘇聯的觀念也有相當程度的變化，其拐點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危機對雙方震撼極大。危機持續的13天時間里（1962年10月16日-28日），美蘇兩國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動用核武器，美國總統肯尼迪面臨的不僅僅是令人捉摸不定的赫魯曉夫，而且還有美國國內強大的軍工集團和鷹派人士。不得已，肯尼迪繞過美國的軍政情機構，通過非正式渠道與蘇聯高層直接溝通，最終化險為夷。導彈危機后數月，美蘇立即著手建立“熱線”，以及時溝通，防止誤判，便于預防和管控危機。1963年8月，美英蘇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為后續一系列軍控協議開辟了新徑。

然而更重要的是理念的變化。1963年6月，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發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講”，提出要尋求“一個不是由美國的戰爭武器強加給世界的‘美國治下的和平’，而是一個真正的和平，一種使地球上的生活有價值的和平，一種使人民和國家能夠成長、充滿希望并且為其子女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僅是美國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和平，不僅是我們時代的和平，而且是永遠的和平”。

肯尼迪在“和平演講”中說道：“我們的困難是人為制造的——因此它們也只能通過人來解決。”  視頻截圖

即使是在21世紀的今天，肯尼迪這段發自肺腑的文字仍然令人心動。受到震動的也包括竭力反對肯尼迪政府對蘇“妥協”的極右派和鷹派。肯尼迪數月后被刺身亡，極右派和軍工集團難辭其咎。肯尼迪之后，尼克松和卡特政府先后與蘇聯達成了若干軍控協議，美蘇兩國基本實現戰略穩定。

決策界之外，美國學界對蘇聯也相當“客氣”，20世紀70年代主導的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realism或neorealism）認為，兩極體制是最為穩定的國際秩序，從理論上論證了蘇聯在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中的合理合法地位。與此同時，美國政治學界對蘇聯的研究和關注也趨向“正常化”，至少部分實現了去意識形態化。

相比之下，在中國崛起的21世紀，美國流行的“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基本上排除了國際秩序和平轉型的可能。政治學和中國研究中，“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垮臺論”持久不衰。在政策層面，美方一直拒絕接受與中國的平等關系，拜登在就任后第一個外交政策演說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稱，在他任內中國別想超過美國。

同為共產主義大國，美蘇當年攜手在兩極體制下結束了冷戰，如今美國為了阻止中國崛起而重啟冷戰。戈爾巴喬夫治下甚至戈氏以前的蘇聯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其實相當友善。按照特朗普時期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凱潤·斯金納（Kiron Skinner）的說法，冷戰期間與蘇聯的競爭不過是“西方家族的內部之爭”，而美中之間的競爭是兩個文明和兩個人種之間的斗爭，“這是美國從未經歷過的”。

冷戰作為“西方家族的內部之爭”已經在1987年結束，二戰后的東西方冷戰成為事實上的“長和平”，而美國與“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即中國）的“文明”（即種族）之爭卻是無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