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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混亂解讀 會貽誤改革藍圖的全面落實

經濟學界和媒體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混亂解讀，可能延誤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三五規劃改革藍圖的全面落實，又會延誤運用必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客服通縮、穩定經濟增長的戰機。

中國面對的經濟問題錯綜復雜。在討論短期或長期經濟增長問題時，為了方便，經濟學家則往往把相關問題分為兩大類：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觀需求管理（或調控）。凡無法用宏觀經濟政策解決的（增長）問題就稱之為結構問題。而為解決結構問題進行的改革則稱之為結構改革。

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要解決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前者見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決長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可持續增長）下降問題；后者見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暫，主要解決當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問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需求管理從來就不是解決中長期問題的藥方。

還需指出的是：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相輔相成，并不相互排斥。例如，為了增加消費需求，除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手段如減稅，還需完善社保體系，后者正是結構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反之，在全面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化改革的決議的同時，并不妨礙必要時執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防止經濟硬著陸。

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在理論上無矛盾。但在實踐中，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可能存在一個短期和長期之間的利弊取舍問題。如何取舍則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例如，我們希望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例，但消費增長速度過于緩慢，我們可能就不得不提高投資增長速度。

中國的投資率本來就已經過高，進一步提高投資增長速度可能會導致投資效率的進一步下降。但為了保住增長底線，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不得不進一步增加投資。盡管不利于短期經濟增長，為了治理污染，我們可能不得不關閉一些企業。

經濟學家有責任說明相關抉擇的利弊。至于如何取舍，在相當大程度上是政治問題，經濟學家無法也不應置喙。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有全面的理解。第一，結構改革主要解決長期問題，但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短期問題。第二，“供給側”非常重要，但不意味著“需求側”不重要。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別是在執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時，應該防止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對企業進行不當干預。

例如，“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本應該是在政府創造一定的宏觀經濟、制度和政策條件后，由企業和金融機構根據市場供求自行完成的。而“結構改革”需要政府通過法律、法令和行政手段自上而下貫徹執行。只有避免機械地理解“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系，才能防止各級政府為了完成層層分解下來的任務，越俎代庖，用行政命令手段解決本應由市場和企業根據具體情況自行解決的問題。

以日本為鏡鑒：多管齊下，從供需兩端著手 不可偏廢任何一方

當前中國最值得借鑒的一點是，要正視通縮風險，抵御錯誤思潮，分清主次矛盾。

90年代初，日本經濟增長迅速下滑，從1990年的5.7% 降至1992年的0.8%。日本政府并未給與足夠重視，在日本亟需總需求調節的時候，反對需求管理政策的思路，特別是結構性改革是唯一出路的論調成為了主流觀點，導致后來政策連連失誤。

在資產價格暴跌，債務通縮風險初現時（90年代初），日本國內盛行“清算主義”思潮，即認為這是前期經濟繁榮之后市場自我調節必然結果，宏觀調控會妨礙市場出清過剩產能，不利經濟復蘇。

部分學者甚至從“道德”的高度，認為資產價格迅速下滑可以讓人們重新認識到“勞動”的重要性（Yukio Noguchi，1992）。隨后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通脹指標已經明確指向通縮，但國內仍然認為其根源在于各種結構性的因素，包括全球化后進口價格降低，前期泡沫時期銀行壞賬積累過多，監管約束過多，國企僵化。

再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如Nakatani等，認為人口老齡化、科技進展趨緩使得潛在增長率下降，從而經濟放緩。

而在90年代后期，人們終于認識到經濟確實有通縮。許多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如Krugman 和Bernanke等明確指出了日本經濟亟需采取提振總需求的措施。

但日本媒體和部分經濟學家卻將總需求政策和日本歷史上一些失敗的促進通脹的措施聯系起來，從而使周期調節政策被賦予了“制造超級通脹”，“阻礙改革進展”等負面形象， 被認為是無效且對經濟有害的措施。

尤其當名義利率下降到零時，偏保守日本央行不愿意冒風險采取進一步的寬松手段，而財政部又每每受到“財政整頓是財政政策的首要任務”等國內思潮的影響在擴張時猶豫不決反復無常，從而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加劇了市場對宏觀調控政策的不信任。

綜上所述 ，在通縮初現時，錯誤思潮使得結構性改革，如財政整頓（多為財政緊縮措施）、放松監管、加速私有化等成為當時政府工作的重心。逆周期調節措施的缺位，讓日本錯過抵御通縮的最佳時機。 

而隨后當政府開始采取貨幣、財政寬松措施，通縮已然根深蒂固，因此那些逆周期調節措施并沒有立竿見影。這進而又促進了“逆周期調節無效”說在日本的盛行，并帶來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誤。

與日本當年的情況類似，我國經濟增速自三年前就開始明顯放緩，而多個通脹指標亦齊步走低，企業產能利用低下。相對于人口老齡化等緩慢漸進的趨勢來說，總需求的下降更加劇烈，這也是我國經濟面臨的最主要的矛盾。

通縮危險不容小覷，其不斷推高企業融資成本，侵蝕利潤，推高債務負擔，打擊市場信心，拖累需求恢復。在悲觀預期下，需求不足和價格下跌相互自我強化，或使經濟面臨陷入螺旋式下跌通道的風險。

誠然，在此前經濟危機后的刺激政策下部分行業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問題亟待解決。但我們并不應該因為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而拒絕為整體經濟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讓沒有產能過剩的行業的資源閑置。

更何況，貨幣、財政寬松等拉動總需求恢復的政策，可以為供給側去產能、去庫存等改革提供必要的融資、財力支持。畢竟，去產能需要額外的投入來安置轉崗工人，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刺激需求恢復后名義增長的回升也有助于幫助企業盈利恢復，進而降低債務負擔。

因此, 當務之急在于多管齊下，從供給、需求側同時著手，不可偏廢其中任何一方。

忽略短期經濟增速下滑 會陷入經濟發展陷阱

結構調整必定導致資本調整成本，以及勞動力工作轉換的摩擦性失業，這會導致兩個問題。

第一、供給側的結構性的調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效果的出現往往是長期的。

第二、從結構調整開始到改革效果出現之間會存在短時期內的經濟下滑。

令經濟學家憂慮的是：以上的兩個問題的交錯影響可能阻礙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形成經濟發展的陷阱。

比如對企業經營者來說，由于企業產品結構的調整需要時間，回報存在不確定性，重新組織企業生產成本巨大，如果經營者不愿意承擔當前的回報下降，就沒有動力推進結構調整，導致調整周期進一步加長，調整成本持續提高。

又比如對職工來說，選擇新工作需要時間，但是如果經濟下行，那么找到新工作的回報可能不比原來的有多大改善，所以職工就缺乏搜尋新工作的動力，也沒有投資新技能的激勵，出現職工坐等退休，或者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行為。

如果新產業得不到需要的勞動力，結構調整如何順利的推進呢？

所以，需要給供給側的結構性的調整提供激勵。而這種激勵往往在經濟繁榮、穩定的時候更容易獲得。

而當前的情況是，我們把短期宏觀經濟調控任務和長期結構性調整的任務，混淆在一起了，處理的方式有一邊倒傾向，強調通過調結構和去杠桿這種長期的政策來消除經濟下行壓力，客觀上卻容易造成了忽略短期任務的急迫性，比如經濟的需求側。

這是我們擔心經濟會陷入惡性循環的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