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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潰瘍與政治陷阱

20世紀80年代蘇共領導層決意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向上改弦易轍，進行了一系列的輿論和理論準備，包括新聞輿論公開化、歷史反思熱、文藝解凍、外交新思維和世界主義等。

（一）政治自我否定

蘇聯在前幾十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暴露出僵化、停滯和官僚主義等弊端。要消除這些弊端，蘇聯應采取穩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擴大政治參與等措施，有效完善各種體制和制度。但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層把“民主”“改革”“公開”等概念絕對化，多次宣揚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改革的基礎”和“改革的靈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成了唯一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

在政治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同樣把多數、公投、選舉、公開等民主原則絕對化和簡單化。一方面他把1800萬蘇共黨員貶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認為社會“大多數人意見”絕對正確、永遠正確。在反思歷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爾巴喬夫視為“自由選舉”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選舉中，一些打著不同旗號的代表候選人發表了大肆攻擊蘇共、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演說，這些演說成了反蘇和反共勢力的獲勝砝碼。時任美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對此深有體會，他回憶道：“公眾的態度是，凡是共產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英雄”。而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態度卻是“不要干預、不要干預、要保持距離”。

2006年，時值蘇聯解體1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反思認為，20世紀末蘇聯在民主自由問題上犯了“幼稚病”。多數原則、選舉原則、公決原則的適用性與選擇需要依據各國的國情。戈爾巴喬夫罔顧蘇聯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改革需要，強調下級可以不服從上級，并美其名曰這是民主的需要。隨即蘇聯各個地區根據本地區的“多數”和“民意”行事，結果造成無政府主義泛濫，各共和國公然與中央開展“主權戰”“法律戰”，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勢力趁機大肆奪權，分裂勢力、復仇思想大行其道。

普京（資料圖）

（二）輿論公開絕對化

在蘇聯，“公開性”提法肇始于列寧時期，意在加強和擴大同群眾的聯系渠道，了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見。1986年后，戈爾巴喬夫舊詞賦新義，將“公開性”與擴大信息公開、民主化勾連起來，把“擴大公開性”變成了一場蘇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毀滅的政治運動，嚴重動搖了蘇共意識形態的基礎。

有分析指出，戈爾巴喬夫等人倡導的公開性并非為真正實現新聞和言論自由，而是為達到個人政治目的有意地進行的社會輿論引導。20世紀80年代末，蘇共在中央辦公樓里召開吹風會、座談會，邀請的主編、記者有時多達200人。蘇聯公開性運動的指揮者和急先鋒雅科夫列夫后來承認，發動廣泛的公開性運動在當時并非是必須的。但改革派考慮的并非眼前一時的事情，公開性代表了“改革”思想的哲學之維。公開性喚醒了社會，使它變得政治化。

正是在雅科夫列夫的慫恿和支持下，一些作家、記者、政論編輯熱衷翻歷史舊賬，尋找污點，并肆意放大、歪曲。公開性成為瓦解蘇聯社會思想共識的突破口。擴大公開性成為揭露蘇聯社會消極面和宣揚西方自由制度的思想運動。于是，蘇聯輿論界迎來了自己的“狂歡時節”。一些所謂“文人”把言論自由絕對化，毫不顧忌地抒發感情，以解積藏在內心多年的“壓抑”。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回憶，某些知識分子貪婪地呼吸著一股股自由新鮮的空氣，反而暫時忘卻了空空的貨架和腹中的饑餓。

戈爾巴喬夫時期推崇的新聞和社會生活的公開化，被美國蘇聯問題專家視為贏得輿論戰和思想戰的絕佳機會。之后幾年時間，西方陣營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心理戰，打贏了多年的對蘇攻心戰。對此，蘇共瓦解后成立的俄羅斯共產黨的領導人久加諾夫深有所感：“在‘公開性’這一陰險狡詐的口號下對輿論進行密集加工，這一切在加速蘇聯和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解體過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國人民和國家制造成虛擬的‘敵人形象’，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消亡和蘇聯的瓦解。”

（三）放棄思想陣地

為順利打開輿論大門，推行言論多元化，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更換了新聞媒體的領導人。雅科夫列夫借助長期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的機會，網羅了一批腐化變質的蘇共報刊輿論領導人，有意識地放縱和引導輿論。1986年至1988年間，蘇聯一批頗具影響力的報刊如《消息報》《莫斯科新聞》《共青團真理報》等先后被“新人”接管，《真理報》《共產黨人》《經濟報》等報刊的編輯部也進行了大幅度調整。

其中，蘇共機關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主編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調往莫斯科大學任教。而由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有明顯反共、反社會主義傾向的弗羅洛夫先后出任《共產黨人》和《真理報》的主編。在雅科夫列夫的縱容和支持下，這些主流報刊煽風點火、左右輿論，成為“公開性”運動的急先鋒。2000年，雅科夫列夫承認，當時他主動擔負起保護一些尖銳文章作者的責任，“保護了一些人，縱容了一些人”。

雅科夫列夫（資料圖）

（四）政治改組與治理失敗

1988年前后，在蘇聯社會關于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等問題爭論過程中，蘇共“特權”問題和“官僚管理制度”成為眾矢之的。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進行了3年有余，經濟改革未見成效，各項事業日漸衰敗。一些先鋒派、自由派的知識精英提出，“特權階層”與群眾對立，行政命令體制是蘇聯落后的“罪魁”，各級機關是阻礙改革和前進的最大絆腳石。按照戈爾巴喬夫的邏輯，改革政策之所以難以推進，是蘇共官僚機構“從中作梗”。因為改革觸及各級官員的切身利益，而官員們害怕失去手中的權力，所以暗中極力地抵制改革。蘇聯社會上上下下的官僚機構形成了一層層網、一堵堵墻。改革大船被一種特殊的“阻礙機制”所纏繞，航行困難。于是戈爾巴喬夫提出，蘇共“當務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廣泛發動群眾，在所謂“開明”的改革派領導人的帶領下，向官僚機構施壓。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大幕。自此，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在葉利欽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勢力的牽扯下，迅速演變成了一場“政治拆毀”大戲。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改革構想頻頻出臺，經濟政策朝令夕改，加之人民生活日益艱難，這無疑給分裂勢力和激進勢力提供了攻擊蘇共的口實。于是，伺機而起的激進勢力和分裂勢力喊出“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號，將攻擊的矛頭對準了蘇聯的國家制度。

自此，蘇聯社會的政治熱潮更為高漲，經濟問題被遺忘一旁。1989年的差額選舉、蘇維埃大會的辯論，引發了蘇聯社會前所未有的“政治高燒熱潮”，電視直播黨代會使之變成了“全民的政治節日”。蘇聯各階層感受著從未經歷過的政治興奮。全社會仿佛融入滾滾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會情緒逐步升溫，政治領域“高燒不退”；另一方面則是黨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各地紛紛抗繳稅款，分搶物資資源，封鎖商品出境，各自為戰，經濟割據現象嚴重，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步步逼近，蘇聯大廈危在旦夕。

（五）民族沖突與國家分裂

20世紀80年代末，由于戈爾巴喬夫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中央權威日漸衰落，民族區域的離心傾向也愈發明顯。蘇共和聯盟中央成為“眾矢之的”。部分民族地區的領導人認為，是蘇共將蘇聯領進了“死胡同”，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已經失敗。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成為蘇聯許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劑”，蘇聯境內爆發了多起沖突。1986年12月發生阿拉木圖事件；1988年2月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因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州問題發生沖突；1990年1月發生巴庫事件。除土庫曼斯坦共和國之外，14個加盟共和國都發生了大規模民族沖突。據統計，1988年到1991年，蘇聯境內共發生170余起民族沖突事件，造成約1萬人死亡，數萬人受傷。僅1988年，在蘇聯全國170多個城市和地區，發生的各種示威、游行、騷亂和沖突事件數量高達2600余次，參與人數高達1600萬余人，而其中與民族問題有關的事件占比達60％。

在這些民族沖突的背后，是地區分立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的登臺唱戲。他們同黨內的激進勢力和社會上的政治反對派匯合在一起，對抗聯盟中央，陰謀制造分裂。比如，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人民陣線以及白俄羅斯人民陣線、烏克蘭“魯赫”民族運動、阿塞拜疆人民陣線、格魯吉亞民族解放運動等。這些民族分立主義勢力與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勢力遙相呼應，迅速成為能左右蘇聯局勢、動搖蘇聯根基的政治力量。

蘇共失敗始于黨內分裂，而民族劃線是撕開蘇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各地民族主義分裂勢力興起之際，當地的蘇共黨組織姑息、縱容甚至參與民族分裂活動。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首先打出“主權和獨立”大旗。三個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戈爾巴喬夫發難，要求在所謂“民主集中”原則下，擴大黨內民主。一些名為“人民陣線”的民族分裂組織在各地成立，直言“獨立于蘇聯”。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對此暗地支持。許多民族官員開始涂抹“民族主義的色彩”，借以吸引選民的注意。1989年底，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宣布獨立，表示不會前往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會議，這拉開了蘇共分裂和蘇聯解體的序幕。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也在葉利欽等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勢力的影響下，匯入瓦解蘇聯的大潮中。正可謂，一個染上民族主義的黨，是一個走向滅亡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