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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是發展引領。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中國扶貧主要采用的是傳統的救濟方法，也是國際上比較通行的主流模式。后來中國發覺，光是靠救濟解決不了問題，治標不能治本。如果去過美國的話，你會發現很多200斤以上的胖子，一般都是少數族裔，大概率是窮人，一看就知道是吃垃圾食品長大的，因為美國扶貧的主要方法是發食品券，食品券換來的大都是高脂肪、高熱量、高糖的垃圾食品。聯合國對美國扶貧狀況有一個報告，其中提到，美國有4000萬人生活貧困，其中1850萬人極度貧困。如果按照中國人口規模是美國4倍來推算的話，這個比例放到中國大概就等于1億6千萬人生活貧困，其中7400萬人極度貧困。可能有感于此，最近美國總統競選候選人桑德斯公開對媒體說，他非常贊揚中國扶貧的巨大成就，他說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中國消除極端貧困的成就超過了文明史上任何國家。其實美國今天可以向中國學習很多東西，扶貧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從80年代中期推動開發式扶貧，即動員、鼓勵、引導貧困地區人民，通過經濟發展達到脫貧目的。經過多年探索，中國積累了不少經驗，比如開發貧困地區資源，要注意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扶貧開發與生態建設并重，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等等。現在中國開發扶貧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本身的范圍，已經融入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發展的內容、越來越多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容。

在一個更廣的意義上，中國始終抓住發展這個牛鼻子不放松，發展的目的是順應民意，讓人民擺脫貧困，過上更為富裕和美好的生活。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和現代化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堅持整個國家的發展導向，在發展中解決貧困問題。以中國經濟騰飛帶來的政府財政收入為例，2017年中國財政收入達到了17萬億多元，這使中國扶貧事業有了很大的底氣。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也大大提高了中國開發式扶貧的水準。

中國“一帶一路”助力非洲經濟起飛 圖片來自新華網

對于外部世界來說，我覺得尤其是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發展引領模式的成功是很大的鼓舞。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許多開發項目也產生了很好的扶貧效果。中國項目的執行力遠遠高于西方同類項目。一位非洲國家的駐華使節曾跟我說，我們和歐洲人一個項目還沒有談完，中國人就已經幫助我們完成了三個項目。非洲現在還有一個調侃西方模式效率低下的說法，英文叫做NATO，N、A、T、O，學過英文的人可能知道，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英文縮寫NATO，但這里的意思是NO ACTION，沒有行動， TALK ONLY，只說不練。

最后一點就是多管齊下。在扶貧領域內，中國創造的多管齊下、綜合治理的“大扶貧”模式很有意義，主要特點就是政府、市場、社會都參與扶貧事業。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認為市場經濟本身會產生所謂的trickle down effect，“涓滴”效應，即通過自由化、市場化的發展，帶來財富的增加，這個成果會自然而然地滲透到社會基層、底層，使貧困人口都能受益。但過去數十年無論是中國經驗還是外國經驗都表明這是不大可能的，純粹靠市場機制無法產生這樣的效應。恰恰相反，如果沒有政府去宏觀協調，它會導致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中產階級的縮小。今天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面臨這個挑戰。

中國多管齊下的“大扶貧”模式，不僅大幅度消除貧困，而且迅速擴大了中產階層規模。中國是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模式本身就是一種多管齊下的模式，既發揮市場的作用，也發揮政府的作用，發揮兩者之間合力的作用。既發揮國有企業的定力，也發揮民營企業的活力，更發揮兩者互相補充的力量，進而產生了扶貧和發展的乘數效應。比如國有企業建設中國一流的基礎設施，包括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網，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4G基站網。到2019年初，僅中國移動的4G基站就有240萬個，三大運營商加起來近400萬個。而美國的主要電信運營商，一個叫AT&T，一個叫Verizon公司，美國三大運營商加起來也就是10萬個左右，中國4G基站幾乎是美國的40倍。所以在移動互聯網應用移動支付方面、網購方面，中國是美國的70多倍。當然，5G的前景就更加好了，所以這一切為中國農村電商扶貧，為農村電商大發展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中國民營企業也為中國扶貧事業作出突出的貢獻。中國民營企業今天提供整個國家大約50%的稅收、60%的GDP、70%的出口、80%的就業。中國許多非政府組織和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扶貧，還有政府搭橋，“民營企業+農戶”的這種扶貧模式。許多民營企業源于鄉村，發展于農村，與農戶有著天然的聯系，積極投入中國的扶貧事業。

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過去40年，中國中央政府發揮對整個超大型的國家提供宏觀指導和保持穩定這樣一種平衡的作用。而各級地方政府通過稅收，通過土地，通過其他有關政策，吸引外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等等，推動了地方的收入就業和社會發展，也推動了整個國家扶貧事業和國家崛起。

在多管齊下的“大扶貧”模式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特有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集中力量辦大事”“全國一盤棋”等理念得到充分展現。比如，以上海參與的東西部扶貧協作為例，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共同推動下，上海與新疆，特別是新疆喀什地區組成“結對子”的合作模式。短短八年的時間內，中國上海已經派出數千名干部、教師、醫生、志愿者到喀什及其下轄的莎車、澤普、葉城、巴楚四個縣開展援疆工作。上海按照這個地方財政預算的收入中間6‰的標準來支持喀什，大大改善當地的水、電、氣、路、污水處理等等基礎設施。同時喀什各種優質的農產品也被推介到上海，深受上海市民的歡迎。上海游客也大批涌向新疆，切身感受到了大美新疆，也感受到西方為恐怖主義張目、攻擊新疆人權問題的荒謬與無恥。

我記得我上次在談阿拉伯之春為什么變成阿拉伯之冬的時候，專門引用埃及現任總統塞西的話，他說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和也門等國發生的事件，給這些國家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基礎設施損失達9000億美元，死亡人數超過140萬，淪為難民的有1500多萬人。西方已經搞亂了伊拉克，搞亂了敘利亞，搞亂了利比亞這些國家，甚至把一些國家變成人間地獄，可以說這是21世紀西方國家對人權最大的踐踏。現在還想搞亂我們的新疆、香港，我想起當年毛澤東主席調侃敵對勢力很有名的詩句，叫“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就幾個螞蟻，想把大樹給推翻掉是不可能的，開國際玩笑。

回望新中國70年扶貧事業的輝煌成就，我們感到無比自豪。到明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徹底告別絕對貧困，這是改變中國命運和人類歷史的大事。

中國扶貧事業的成功，實際上就是我們最大的仁政。也就是我經常講的，中國模式的特點——良政善治。這是良政善治巨大的成功。

從縱向的發展歷史來看，正如習近平主席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中華民族千百年存在的絕對貧困問題，將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里歷史性地得到解決。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們解決了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貧困問題，也解決了西方扶貧救濟模式治標不治本的難題。在新中國70周年華誕之際，我們向所有為中國扶貧事業作出貢獻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