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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思想注重的是政道，先把政道搞清楚了，再從政道出發來探索政體，這是一種偉大的智慧。

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政體思維，政體是政治制度里邊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政道是政治制度更大的一種思維方式。

凡是規模比較大的政體、復雜共同體都是混合政體。當你用政體思維、用簡單共同體發展出來的思維方式看復雜政體的時候，一定是胡言亂語。因為所有大的政體都是復雜共同體。世界是很復雜的，政治是很復雜的，我們要看這個世界，就得用復雜的眼光來看它，要還原它。

4月6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52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王紹光教授，共同探討東西方的“國家治理能力”。觀察者網整理節目內容，以饗讀者?！?

張維為：

去年12月法國爆發超大規模的全國大罷工，上百萬人上街游行，公共交通大面積癱瘓，罷工原因是馬克龍總統想改革法國的養老體系。法國養老體系建立初期，沒有頂層設計，現在有42種類型。關鍵是法國政府早就赤字財政，養老體系越來越成為政府難以承受的負擔。從我們了解的情況來看，馬克龍想簡化法國的養老體系，推遲退休年齡，但立即引來了席卷全國的大罷工。背后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法國經濟長期低迷不振，多數人20來年沒有提高實際收入，失業率又長期居高不下。

我經常看益普索的民調，每次題目問你認為自己國家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過去幾年只有10-20%的法國人認為自己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2017年，我在荷蘭與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列維有過一次辯論，他指責中國大規模侵犯人權，我說“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我查了2016年的益普索民調，90%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法國只有11%的人認為自己國家走在正確道路上。我問他，89%的法國人認為自己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你有沒有研究一下，如此廣泛的不滿中有多少是屬于人權問題，太多了。

關于美國，我記得我們在這個節目里也講過，奧巴馬總統上臺的時候，口號就是改革。結果8年過去了，他就推動了一個醫保改革，但特朗普上臺之后又把它給推翻了，等于沒有改。我想說的是，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各國其實都面臨著很多挑戰，都需要進行改革。法國需要改革，歐洲國家需要改革，美國需要改革，中國也需要改革，但真正能夠進行改革的大概只有中國。因為改革需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撓，西方沒有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整體利益黨，西方都是部分利益黨，所以難以從人民整體利益出發，來克服各種既得利益的阻撓。西方國家的情況，往往是誰改革誰下臺，或者是雷聲大雨點小，空喊改革，結果什么都改變不了。

去年1月我去瑞士參加達沃斯會議，當時我看到會議出席者的名單，西方大國政要幾乎都在，但到了最后一刻美國總統特朗普總統不來了，因為美國政府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時間最長的政府關門，73歲的特朗普總統和79歲的佩洛西眾議長互相掐架，議長因為政府關門，不讓總統做國情咨文報告，總統則利用總統特權禁止這位議長乘專機出訪，有點像小孩子過家家鬧別扭，好一番熱鬧。英國當時還是特蕾莎·梅擔任首相，因為英國脫歐搞得焦頭爛額，也無法參會。法國當時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馬甲”抗議運動，馬克龍總統忙著應對也無法出席。

三位西方大國的領導人都因為國內政治危機，無法出席原本預定要出席的會議。所以，在那次論壇發言中，我就談了如今西方國家十分需要進行政治改革。我注意到我講出這個話的時候，下面傳來了會心的笑聲。因為過去西方幾乎將政治改革變成了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專有名詞，現在我們把它送還給西方，東風“快遞”擊中要害，很爽。

事實上，也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明白，沒有政治改革，西方國家可能會一路走衰。去年達沃斯論壇上，針對西方國家治理能力普遍走衰、民粹主義走強的問題，專門安排了一個會議進行討論，議題是“在國家治理能力普遍下降情況下，企業家該怎么辦？西方陷入重重危機無法改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今天，我只想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談談中國人的政道和政體觀，或者叫中國人的政道智慧。關于這個主題，中國學者牟宗三先生和今天到場的王紹光老師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牟宗三先生曾寫過一本書叫《政道與治道》，他把政道界定為關于政權的道理，認為中國政治一直重視治道而不是政道。

紹光老師寫了一本書《中國·政道》，我個人更支持紹光老師的觀點。紹光老師提出中國傳統非常重視政道，而西方的傳統更加重視政體。政道指的是治國理政的目標和理念，關注治理的實際效果。中國傳統思想家對政道進行了各種深入的探討，無論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的觀點和表述，比如國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等。而西方國家則認為政體是最重要的，政體指的是政治體制、形式和程序等等，所以才有了所謂“民主還是專制”的分析框架，還將這個框架硬套到中國，套到我們非常復雜的世界上，但它顯然無法解釋這個復雜多樣的世界。待會兒，紹光老師還會給大家闡述自己的觀點。

由于西方政治研究的傳統是放在政體上，注重政體，所以400多年前，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以后，如何讀懂中國政體成了他非常頭疼的一個問題。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他陷入了論述困境，他采用當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法。大家知道亞里士多德把世界上的政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正宗的，比較好的政體，一類是變態的，不那么好的政體。比較好的政體分為三個類型，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后來利瑪竇發現中國有皇帝，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應該算是君主政體，但在中國實際參與治國理政的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士大夫，這顯然不屬于君主政體，而更像貴族制國家，但后來發現也不對，中國的士大夫不同于歐洲貴族，士大夫的地位也不是世襲的，而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所以利瑪竇最后認為中國可能比較接近民主政體。但在亞里士多德的分類中，民主又屬于不那么好的一種政體，幾乎等同于暴民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