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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規劃不光是中央一級，省一級與市一級都是有規劃的。我們現在的規劃是非常體制化的，甚至可以推算出時間來。比方說，每個五年計劃完成前的一年半左右，我們就會開始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每年也有一次經濟工作會議和“兩會”。所以你仔細看以后就會發現，中國經濟的增長的趨勢跟這些都是有關系的。有一個新的規劃出現，比如要在哪里建高鐵或者別的什么東西，老百姓就知道這是我們投資的新目標和新方向，就會產生新的需求。

主持人：對，就像5G，很多人可能覺得現在的網絡已經用得挺方便了，會想不出5G跟我有什么關系。那是因為你還沒用過，當5G未來真的在你生活中鋪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跟它是要熱烈擁抱的，它可能無處不在，這個就是供給會引導需求，需求又會刺激供給。

吳新文：這次習總書記的座談會，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體現出了我們這個中國體制有巨大的靈活性。在每一次做重大的決策、國家重大的規劃出臺之前，會征求各方面意見，這是我們中國式民主的一個重要表現。

我們的靈活性表現在，外面的狀況變化了，我們在做決策、做規劃的時候，能調整自己的方案。大家提出意見了，我們該調整時就要調整。比如說這一次我們提出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就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問答環節

Q1：主持人好，老師們好，我是一名90后，也是一名黨務工作者。我想請問一下老師，當前這種比較復雜的局勢下，西方社會或者說美國，可能會在宣傳工作中采取更為激進的方式，那我們普通人如何甄別各種具有迷惑性的話術？我們又如何通過這種思想解放養成冷靜的、理智的思辨能力？

張維為：我覺得總體上我們不需要特別擔心，因為我發覺我們的年輕人，90后、95后的政治意識已經相當強，真是后生可畏。美國有個人叫主持人叫崔娃，他的全英文的、很長的節目他們都可以看下來，甚至能理解他的幽默。我們參加的一些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國際辯論放在網上之后，他們也都能看完，而且有著幾十萬的點擊量。這就證明這一代年輕人有相當強的鑒別能力，不用太擔心。

我上次就講，我們受過初中教育的人講話都知道辯證法。但美國領導人特朗普沒有這個能力，蓬佩奧也沒有。所以我覺得對付這樣的人特別容易。

吳新文：西方在比較有自信的時候，是會花言巧語的。他們相信自己的那套軟實力。但現在他們變得越來越激進，講話也越來越極端，我覺得他們都有點氣急敗壞，甚至失態。這就說明他們對自己的軟實力不那么自信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讓我們廣大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青年人用一種理性的、平和的心態來看待，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應對他們，我也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主持人：兩位都非常自信，確實要相信我們中國青年人的共情與思辨能力。我們再來看看這邊的觀眾有沒有問題。請提問。

Q2：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和國際接軌，但一些西方的觀念也深入人心，比如說個人追求財富和及時享樂這些，那我們如何在這場思想解放中向外宣傳出我們中國特色的思想和價值觀，來創造出一個更加多元、更加健康的一個這樣的文明的社會？

主持人：請坐。也就是說我們不光要破除迷思，還要構建我們自己好的東西。

吳新文：德國有一個大哲學家尼采，他就曾經想象過，在未來的自由民主社會，很多人吃穿不愁了，就開始追求享受，追求安于現狀，趨樂避苦的生活方式。尼采把這種人看作“末人”，就是“最后的人”。實際上這是種墮落的人。我覺得在我們中國，人們對“末人”的這樣一種思維、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有一種抵制。

比如說我們儒家的思想講“成人”，這個“人”是有多重維度的，其中一個就是精神的維度，要有道德，要承擔責任，甚至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后儒家講要有向上心，要成賢成圣，不能滿足現狀，不能僅僅滿足在金錢、物質的領域。如果只關注這些東西，在儒家看來是墮落的表現。

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該圖為昆山亭林公園中顧炎武的雕像（圖源：簡書）

而馬克思主義也認為，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要想在這個世界上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一定要把個人融入到一個更大的事業當中。這樣才能最后得到所謂的“永恒”，生命的意義才能充實。這些思想我覺得完全可以對享樂主義、“末人”等概念形成一種遏制。

主持人：所以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當中去尋找這個力量，就像您剛剛說的儒家學說要求我們人要做終生修煉。

張維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文化沒有中斷，是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民族，實際上只要隨著中國富裕起來，人們逐步開始就會對文化產品、精神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中國文化的復興自然而然就開始了，而且還融入很多現代的元素，所以它是很精彩的，而不是固定的、僵化的。

Q3：我叫吳晗。我的問題是，在如今中國的環境下，不同的年齡和層級之間存在著差距，這種差距其實會影響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向。那么我們是否能夠以一種標準化的方式來看待思想解放的現象呢？以及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比如說全盤否定西方，我們該如何把握一個合適的度呢？

主持人：要不要給思想解放有個標準的說法，因為可能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干工作的人，想法不一樣，是吧？

張維為：在觀察了這次的思想解放之后，我做了一個概括。我覺得這場思想解放到最后需要我們黨中央來決定。可對我們每個個體來說，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是民間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所以它不會去追求某種刻意的標準，但基本上就是美國神話跌下了神壇，人們的思想從美國模式解放出來，我覺得這個非常之重要。然后我們看問題，或者看中國和看美國，就可以用我們自己的標準。

但同時，我相信它自然而然地也會取得一種平衡。因為中國文明總體上是一個熱愛平衡的文化，不是走極端的文化，而且是一個“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文化，總是不停地看到人家的優點。所以本質上不用太擔心。完全否定其他國家的個案會有的，但肯定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能夠平視西方，可以很客觀地看到他們的長處與短處，不會盲目迷信了。美國標準只是一種標準。

主持人：事實上，因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實踐證明，美國人做不了的，我們也能做，而且能做到世界超一流。

吳新文：思想解放有沒有一個標準和尺度呢？我認為是有的。一個重要的標準和尺度就是這個思想是不是能跟現實的規律以及發展趨勢能夠大致地符合。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我們對美國實際上還在學習。它的好的、先進的東西我們是要學習的，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不要把學習變成完全的照抄照搬，甚至于把自己的主體的地位都丟了。學習人家是為了變成更好的自己，不是為了變成美國，而是要成就一個更好的中國，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