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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里要補充一下，這本書里多數文章的截止日期是去年7月。到2021年3月31日的時候，美國疫情感染人數已經超過了3114萬，這個絕對數是中國的303倍，死亡人數超過了564000，是中國的116倍。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2倍。如果用我創造的概念，就是“人均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全感”來計算的話，中國是美國的1272倍，如果用“人均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來計算的話，中國是美國的487倍。所以中國的制度優勢和美國的制度劣勢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現。但美國政府的做法不是改革自己的制度，而是在媒體的積極配合下，拼命轉移視線，繼續甩鍋中國。

這本書的作者花了相當的篇幅論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美國整個的統治階級竭盡全力地要做一件事：控制住對這場全球大流行疫情的責任敘事（誰的責任？怎么敘事？）。他們太害怕美國人民起來問責這個落后的政治制度。而美國資本力量控制的各路媒體也全力配合美國政府。

作者特別指出，從表面上看，美國兩個政黨在應對疫情方面存在明顯的分歧，但在對中國的敵意這方面是一致的，西方的資本力量在這個問題上也是一致的。資本力量控制的媒體的做法就是把中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如國家投入、免費醫療、統一的規劃、信息技術的廣泛采用、完善的社區服務等都解釋為中國的威權主義，是高壓和獨裁的結果，而中國人對此充滿了抱怨。這是他們的基調。

《紐約時報》2020年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的描述很具有代表性。在他們眼中，中國采用獨裁策略來抗擊疫情，有效，但令人窒息。今天美國的做法就是寧要資本主義的生靈涂炭，不要社會主義的生命珍貴。

美國總統拜登不久前說，我們正處于一場有關我們這個世界未來發展方向的根本性辯論之中，一種觀點認為，鑒于美國和西方面臨的所有挑戰，從第四次工業革命到全球性疾病大流行，專制是最好的出路，而另一種則認為民主是應對這些挑戰的關鍵。拜登向他的盟友喊話說，我們堅信民主將會獲勝，而且必須獲勝。他還在另一個演講中強調，現在是世界民主國家證明我們的模式不是歷史遺跡的關鍵時刻。

實際上，我們從這番講話中可以看到，美國已經是一個不那么自信的美國了。拜登說要證明他們的模式不是過時的歷史遺跡，就說明了現在的美國是處在自己最不自信的時候。中國疫情防控的巨大成功和經濟的蓬勃發展在世界上創造了一個無比巨大的存在感，使西方國家再也無法回避中國模式的成就。

當地時間4月7日，拜登在推銷他的基建計劃時扯上了中國：他們正指望美國民主制度會動作太慢、太受限、太分裂（觀察者網視頻截圖）

盡管西方媒體天天還在繼續黑中國，造謠誣蔑中國，但他們心很虛。現在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紙是包不住火的，許多西方老百姓也看得越來越清楚，中國與美國抗疫模式的差別實際上就是兩種政治制度的差別，一種制度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另一種制度把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

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給美國這樣的西方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經常惱羞成怒。西方一些領導人和右翼政客一直在甩鍋中國和世衛組織，以轉移公眾對政府抗疫潰敗的關注。迄今為止，美國疫情造成死亡絕對人數百倍于中國，感染的絕對人數三百倍于中國，而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和公司被問責或繩之以法。如此缺少問責能力和糾錯能力的制度，能不上呼吸機嗎？能不一路走衰嗎？

綜上所述，我想我們恐怕可以提出一個理論命題，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今天是否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資本主義一直在努力維持它的存在方式，同時也不斷經歷著同樣的矛盾和危機。

如果說有什么變化，那就是在危機不停重復的同時，還出現了一些技術進步，這些技術進步某種情況下也緩解了一些危機，但同時往往又為更大的危機創造了條件。就像互聯網經濟一樣，一方面創造新的財富，但同時又對資本主義制度方方面面帶來新的挑戰，從貧富差距的加劇到政治分裂的加深。我們甚至可以套用當年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東方歷史的所謂批評。他說，東方歷史隨意動蕩而沒有什么發展。所以他把東方歷史形容為非歷史的歷史、停滯的歷史。這又使我想起當年列寧描述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階段等論述。

實際上，真正的發展本質上應該包括黑格爾和馬克思都用過的概念——揚棄，也就是能夠與時俱進地揚棄掉那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如果從揚棄的視角來觀察，在今天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基本喪失了自我揚棄的能力，也就喪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原來講的所謂東方的停滯歷史，恐怕正好是今天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真實寫照。好，今天就和大家談這些，謝謝大家。

鄭若麟：

張維為老師剛才說得非常精彩。有兩點我非常贊同，一個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西方的言論自由其實不如我們，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政治正確”的禁錮。

我們先來談談禁書。我拿了一些書，這本書叫《LE GRAND SECRET》，《大秘密》，普隆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我在書一出版的時候沖到書店里搶了一本，第二天就被禁了。這本書被禁是因為寫書的作者之一是密特朗總統的醫生，他在書中透露了一個大秘密，就是密特朗總統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選總統后，就被診斷出患有癌癥。作為總統，身患癌癥當然會影響到他的執政能力。更嚴重的是，他的前任有一個叫蓬皮杜的總統就是因為沒有告訴法國民眾他患有癌癥而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因此，密特朗在競選的時候宣布，他當選以后，將每年都公布他的身體狀況。然而，診斷出得癌癥的消息后，他卻沒有向法國選民公布。他撒了謊。這本書一出，當然就把這個謊言給打破了，因此就被禁了。禁止的理由當然不是總統撒謊，而是私人醫生不應該向公眾透露病人的病情。

當一個國家的法律禁止一本書出版時，顯然是因為其內容存在違法之處，這個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法國也有違法的書。但是法國也還存在著一些法律并沒有發聲，但卻同樣與《呼吸機上的資本主義》一樣不被發行的書，因為政治不正確。在法國，理論上出版是自由的，但是前提是必須“政治正確”。事實上，“政治正確主義”才是出版自由真正的隱形殺手。

問題來了，什么叫“政治正確”呢？在2007、2008年的時候，我在我的中文小書《自由的幻覺》里寫有兩篇專門討論“政治正確”現象的文章。“政治正確”源于美國19世紀的一個司法概念。當時，美國要求在法庭上的所有用詞必須符合司法習慣、法律規定或憲法原則。如果要下一個定義，今天法國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歐洲的“政治正確”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占壓倒性優勢的輿論”，也就是說，如果大多數人都這么說，或都這么認為，那就是“政治正確”的，否則就是不正確的。問題在于，誰來認識這個是大多數的，還是少數的？

過去我們可以揣摩哪個是大多數人認識的，但是我今天認為，有人在私底下操控著“政治正確主義”，并通過這個大棒控制社會，控制選民的思想，控制出版界。正是這種控制，才能控制整個西方社會，成為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的一個生死棒。

好，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兩位剛才給出的演講。我們說到《呼吸機上的資本主義》這本書被下架，可能大家的第一個問題是，到底什么書能出、什么書不能出、什么書會被禁售？這個標準說出來是要能讓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我們應該怎么去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