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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走訪了波黑共和國的首府薩拉熱窩老城。老城是一派古色古香，街道熙熙攘攘，人們似乎已經忘掉了戰爭的陰影。

其實戰爭的陰影還是揮之不去的。給我當導游的波黑姑娘叫尼娜，一講到她經歷過波黑戰爭，眼圈就紅了起來。她指著對面那個山頭說：“炮彈就從那個地方打過來，落到下邊那個小鎮，我叔叔全家四個人當場被炸死。”戰爭留下的殘垣斷壁還歷歷在目。

老城許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彈、子彈殼做的工藝品，我買了三個子彈殼，上面分別刻了三種不同的伊斯蘭花紋圖案。我問這個店主，這圖案是什么意思？他說：一個是和平，一個是幸福，一個是愛情。我突然想到，這世界上老百姓祈求的不就是這么三個愿望嗎？但世界上總有人要以各種名義去剝奪人民的這種愿望，甚至不惜付諸于武力。

波黑一位學者跟我講：“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鐵托時期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后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宗族情緒就調動起來了，人就變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

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納，我和科索沃電視臺的負責人有段深入的交談。他說他自己在貝爾格萊德大學念的書。

“我當時最好的朋友都是塞爾維亞人。”他對我講，“后來米洛舍維奇搞‘大塞爾維亞’主義，我和我夫人是阿爾巴尼亞族，我們就失業了。”他說這種迫害甚至涉及到了孩子，塞族的孩子和阿族的孩子天天打架，最后只好分開，上不同的學校，等于是種族隔離。

在科索沃開車旅行，你會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納的山坡上還有很多墳墓。他跟我說：“這場戰爭讓我們每個家庭都失去了親人，所以恢復塞族和阿族的和諧是不可能的事情。”

與塞爾維亞人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都強調外部勢力的干預導致了這場危機。

塞爾維亞一位資深的學者對我講：“科索沃當時有個叫‘解放軍’的組織，實際上殺害了很多塞族的人。在1998年之前，美國是把這個組織定為恐怖主義組織的，但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國改變了政策，向這個組織提供大量物質支持和人員培訓。”所以他說：“國際政治中有多少正義？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在馬其頓首都，我碰到一位60多歲的作家，我們也聊了不少事情。他談馬其頓的政治，說鐵托時期這些政治人物還有誠信，今天的政客最缺少的就是政治誠信。

他說馬其頓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馬其頓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關系，現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說不定哪一天，他們要求和科索沃合并，這樣的話，我們的國家又要解體了”。

所以前南斯拉夫整個地區就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問題沒完。科索沃人擔心“大塞爾維亞”，馬其頓擔心“大阿爾巴尼亞”，而在隔壁的希臘，人們擔心的是“大馬其頓”。

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況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巴爾干半島地圖（谷歌地圖）

西方有不少人也希望中國會出現類似南斯拉夫這樣的解體，但他們的這種愿望是不會實現的。因為維護中國國家的統一是14億中國人的堅定意志，且中國今天的經濟規模，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了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這次我們又經歷了抗擊疫情的國際比較，在中國人心中，西方模式走下了神壇，美國模式魔力殆盡，所以中國人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對自己國家的制度充滿信心。

但我還是認為在中國全面崛起的過程中，我們還是要深入地思考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包括南斯拉夫解體的前車之鑒，從而使我們的崛起步伐更加堅定，崛起的前途更加光明。

潘光：

大家知道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全球兩極格局隨之瓦解。這樣一來，原來被兩極格局掩蓋的民族宗教沖突就一下爆發出來了，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分裂主義的浪潮。

蘇聯解體后分成15個國家，我們今天要談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分成5個國家，當然后來再裂變出更多國家。就連長期在一起的和睦相處的捷克斯洛伐克——我們開玩笑叫“協議離婚”——沒打仗，也分成兩個國家。從歐洲到亞洲、非洲，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民族分裂主義。

南斯拉夫瓦解以及現在整個西亞、北非、巴爾干半島的沖突，使我想起了馬克思講的東方問題。

馬克思當時說，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奧斯曼帝國要瓦解了，就產生了一個東方問題，那就是歐洲列強瓜分土耳其的問題，有的人就想搶巴爾干，有的人想搶敘利亞，有的人想搶埃及。現在這一圈看過來，從阿富汗到伊朗、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再到我們今天講的巴爾干半島上的南斯拉夫這一塊，正好就是當年馬克思講的東方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學者都認為東方問題的后遺癥還是存在的，我們現在要認識這個民族宗教文明問題，實際上也要更深地認識東方問題的后遺癥。

我們今天討論南斯拉夫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當前這個沖突帶也是一個文明斷裂帶，各種文明在這地方交叉。從我們新疆往西，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巴爾干半島，一直到北非，天主教和基督教、伊斯蘭這幾個文明交叉的地方，我們叫文明的斷裂帶。在這樣的形勢下，就出現了所謂文明沖突論，代表人物就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亨廷頓。他的觀點就是后冷戰時期民族宗教矛盾突顯，所以我們要對民族宗教文明問題加以更多的關注。此后又發生了很多沖突，所以大家就認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已經體現出來了。

這個問題我做了一些研究，為了更深地探討這個問題，我在美國的時候也專門到哈佛大學拜訪了亨廷頓教授。我問他：您是不是認為現在后冷戰時代就是文明沖突的時代？他說：不是啊，我沒有這個看法，我的觀點是在后冷戰時期，民族、宗教、文明問題越來越重要，要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但是我從來沒說現在就是文明沖突的時代。所以他是否認這個的。

他說自己那書的最后那段話，是一個結論。后來我去看了，那段話怎么說的呢？就說未來的世界不可能是一種文明，而是多種文明共同存在。

所以我覺得簡單地把亨廷頓的觀點說成是“文明沖突論”，這是不對的，他自己也是否定的；他就是強調要重視文明問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明要共存。

實際上各種文明是競爭、沖突、多元的共同體，跟現在的中美關系一樣，合作、競爭共存。從南斯拉夫也好，蘇聯的解體也好，到現在，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也門、阿塞拜疆、亞美尼亞，這么多沖突，我們一定要強調各種不同文明的對話互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