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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討論】

主持人：謝謝兩位嘉賓的演講。說到拜登執政一周年，剛才張老師引用了美國一家新聞網站的觀點，說他是“史詩級的慘敗”，這個形容詞在特朗普執政時代都沒有被用過，為什么大家反而會把這個詞用在了現在？

張維為：因為特朗普，當時很多人覺得他做得太爛了，所以隨便換個誰，特別是像拜登這么一個在政界混了這么多年的資深政客，肯定應該過得去，期望比較高，期望高了之后，一旦破滅就更慘。我想起上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在競選的時候，問卡特一個問題，最后明顯他的支持率上升了——他在電視辯論中對著觀眾說，你們的生活比四年前好了，還是比四年前差了？就這一句話。拜登就是這個原因，所有民調都證明，多數美國人認為，我們比一年前更差了，所以這就是他今天的悲劇。

范勇鵬：其實你講到“史詩級”這個詞，多少還有一點浪漫色彩。為啥浪漫呢？說白了就是期望太高。其實不光是美國人，拜登上臺的時候，全世界包括他的盟友，包括我們國內的一些人，對拜登懷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和現實的落差就帶來了浪漫破滅之后的史詩感，這確實是一個“史詩級”的失敗。

原因如果再補充一點，其實在張老師演講里邊提到一個關鍵詞“分裂”。說白了，美國今天很多事情不順利，就是因為太分裂了，分裂的根源在哪里？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性質決定的，這樣一種社會性質，一定會走向這一步。美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崇尚自由，崇尚競爭，喜歡強者，喜歡富者，這種社會，特別鼓勵自由競爭，強者涌現。它的好處是有利于強者的創造，有利于創新，鼓勵大家競爭，但有個前提就是社會的公正程度要擺在那，你不能有嚴重的不公正，那么這個社會就會分裂。

美國今天的問題，恰恰就是因為在過去三四十年內，社會公正幾乎完全破產了。所以今天美國社會橫向的、縱向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在發生對立，國家就陷入分裂狀態。這個分裂就是拜登這一年“敗走麥城”，最深層的原因之一。

張維為：對，一個簡單的制度原因，比方民主黨推選候選人的機制中有一項叫“超級代表”，一票頂一萬票，實際上是民主黨內的既得利益者把持的。這些人總是推選和既得利益綁在一起的人。

如果說有什么個人原因？現在看來，恐怕拜登他個性里邊有一些缺點，最明顯的去年8月從阿富汗撤軍，早就做出這個決定了，但最后做的時候會如此之粗糙，如此之不合情理，預案什么都不妥當。這說明他恐怕就在決策的關鍵時刻，就是不管了，我就這樣了，可能有這種個性缺陷。

主持人：兩位都說美國一個關健詞是“分裂”，比如各種族群分裂，還有黨派利益分裂，行政執行過程中，效率也非常低下，但可能拜登最讓大家失望的就是他的執政沒有辦法來彌合這種分裂，反而是讓這些問題暴露得更明顯。

張維為：用中國人的標準就是沒有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美國“弗洛伊德之死”引發騷亂 圖自美聯社

主持人：我前段時間看馬凱碩先生寫的《中美博弈和戰略選擇》，他有個觀點“美國總是沒有辦法從那種非理性的狀態當中抽身出來”。所以你去觀察整個外交體系、美國智庫，就會發現，他們干預很多議題，是因為有利益在。然后他說“美國人總是會把手指頭放進馬蜂窩，被蜇”。這種非理性狀態，從拜登政府的決策出臺或執行上，是不是也能看出影子？

張維為：美國這個體制導致領導人不能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和看問題。即使有智庫能非常理性地指出問題所在，但由于資本力量太大，導致他沒法按照理性的方法去做，因為它違背資本的利益。疫情防控就是最典型的，我就是要把資本利益、商業利益放在人的生命之上。這是美國制度最大的問題，在資本力量、社會力量、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資本力量獨大。

主持人：我們可能看到的都是執政人物、執政團隊的非理性，但其實真正要看到的是它整個制度深層次的決策非理性。

范勇鵬：你講這個“非理性”，很多事情本身看起來是非理性，但把它分解成一塊一塊具體的利益集團，都有它的利益，都是理性的。

主持人：而且是某個利益集團的“理性”占了上風而已。

范勇鵬：所以這是美國的制度問題，它講得很好聽，說我能夠讓各種各樣的利益在我的制度里邊得到多元的反映，實際結果恰恰會導致組合起來一個非理性的結果。其實美國所有的政治精英都知道今天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分裂。拜登在就職演講里邊講，紅藍之間、城鄉之間，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都要彌合這種分裂。那么彌合分裂，如果用一個理性的方式，應該是雙方都要妥協，都要讓步。但你看他雖然主觀上很想，但上臺之后做的事情都是在朝著一個方向傾斜。

像種族問題，去年因為弗洛伊德事情發生騷亂，作為總統上來之后，你應該去撫平種族之間的裂痕，但是他作為一個民主黨總統，唯一能做的選擇就是去年5月接見弗洛伊德的家人，然后通過《喬治·弗洛伊德警察執法公正法案》，這馬上引起老的白人群體和警察群體的反對，其實是在拱火，進一步導致矛盾激化。美國這種制度，就會導致換誰站在這個位置上都做不好。

張維為：美國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整體利益的損害，我們看得非常清楚。阿富汗戰爭花了2.3萬億美元，結果養肥了軍火集團。我們過去十年，消除最后將近1億人的絕對貧困，用了2500億美元，將近你的十分之一。他們這筆錢拿來可以消除全世界的貧困，如果采用中國模式的話，可以消滅美國的極端貧困，可以讓所有的美國大學生免費上大學，結果他就不愿意做，就是要打這個仗，極端不理性。

主持人：政治人物不僅沒有辦法能夠彌合這種分裂，某種程度來說，因為有這樣的黨派制度存在，他本人就是這種分裂進一步加深的根源，換了誰來做總統，可能都是這樣，他只要站在自己的黨派利益出發，一定沒有辦法制定出對廣大群眾來說是真正助益的政策。

范勇鵬：說白了就是它沒有一個代表國家、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我再舉一個例子，各個選區選舉的時候，比如民主黨在這個選區占優勢了，那么你應該給少數派的選民也有表達的機會，但它采取的是贏家通吃的方式。最近有好多官司在最高法院打，都是什么官司呢？叫“Gerrymander”，“重劃選區”。它一旦在一個選區得到優勢之后，通過劃那個彎彎曲曲的選區，讓我的優勢永遠鞏固下來。最后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對方對你越來越恨，越來越對立。

這種東西最后要破局，要解決，只能有一個能夠代表大家所有利益的公正的人站出來，但美國的政治里邊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