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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文明和現代的國家融為一體、是中國區別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重要特質，也昭示了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在西方發展和流行的過程中會不會有被偷換概念的風險呢？”

“馬克龍希望把歐盟也打造成一個‘文明共同體’，甚至‘文明型國家’，當然，這恐怕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東方衛視8月1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56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吳新文教授圍繞“文明型國家”這一說法和概念進行了討論。

張維為:

去年11月，芒克論壇邀請我對話，主題是“文明型國家”。今年以來，我們先后和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智庫學者對話，主題也離不開“文明型國家”。

不久前，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我演講互動,主題是“文明型國家與民主和香港的未來”。今年五月，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刊文“文明型國家的魅力”，聚焦今年4月在紐約舉行的主題為 “文明型國家與自由主義帝國——兩者是否終將碰撞？”研討會。文章認為一種悄然形成于中國和俄羅斯的“文明型國家”論述已開始危及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這次會議除了有學者參加外，美國前政府多位高官也與會發言。文章這樣說，“文明型國家”敘事公開蔑視西方“在世界范圍內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范式”，已經在非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而且對西方世界內部的左右兩翼也產生了影響。

文章提到研討會給“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提出者張維為發了邀請，但他沒有接受。其實我沒有收到他們的邀請，他們可能把郵件發到我不再使用的郵箱了，否則我倒是愿意通過視頻與他們分享我的看法。

總之，“文明型國家”概念已經走出學術象牙塔，正在成為對全球政治敘事和戰略選擇產生相當影響的某種“顯學”。英國記者作家Aris Roussinos甚至模仿《共產黨宣言》開篇寫道：“一個幽靈正在自由主義的西方徘徊：‘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國際學術界從文明角度審視世界并非新鮮事，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再到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都是文明研究的經典著作。但西方主流學者從未深入關注過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融合的可能，而我自己經過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特別是中國模式的長期研究，通過對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的廣泛考察和比較，包括實地走訪100多個國家，我得出一個非常慎重的結論，即中國已經通過不斷探索，成為一個把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結合起來的國家，并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的超越。

我把這樣的國家定名為“文明型國家”，以區別于西方學術界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叫“文明-國家”話語，這個“文明-國家”話語的經典表述就是美國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所說的，中國是“一個‘偽裝’成現代國家的古老文明”。

我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與白魯恂教授有過多次接觸，他一直認為，由于中國古老文明的影響，中國不可能形成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社會在內的現代國家，當然他信奉的是“西方中心論”，篤信現代國家只能是“民族國家+西方民主政體”這種顯然已經落伍的標準。

后來，我的好朋友、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他力求把“文明-國家”的概念中性化，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永遠不會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國家，中國的崛起必將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的演變，但馬丁·雅克也認為中國古老文明的種種特性可能會與現代國家的特性相沖突，而這些沖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

我是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國家”這個命題的，我強調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它的現代性中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許多傳承，這使得中國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的超越。例如，我提出“良政還是劣政”這個范式是超越“民主還是專制”范式的，“民心”和“民意”結合是超越光是依靠“民意”的，“選拔+選舉”的模式超越僅僅依靠選舉的模式；自由與自律的平衡比西方的絕對自由更具有現代性，等等。

我先后出版了三本專著論述“文明型國家”，其中《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銷量過200萬，被譯成十來種文字，在國內外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文明型國家”英文如何表述？我首先想到的詞 civilizational state,但從當時可以查到的《新英漢大辭典》《牛津百科大辭典》等大型工具書來看，英國英語中似乎還沒有civilizational 這個詞，只有civilized,那么學過英文的人都知道civilized 本意是“開化的”，它的對應詞應該是“野蠻的、愚昧的”，這顯然不是我要表達的意思。我想用的civilizational state，它的對應詞應該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也就是西方所認為的“現代國家”。

資料圖

例如，我認為“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特點，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淀，其中每一項都是古代與現代的結合，這是西方“民族-國家”概念難以容納的。我認為唯有包含人口、地域、傳統、文化等元素的civilizational 這個詞才能更為準確地表達我的意思，而且重點必須落在現代國家上，“文明型”只是修飾詞，我就這樣用了。

那么civilizational state 這個英文概念提出后，敏感的英國主流媒體很快就意識到，這個概念對西方“民族-國家”話語可能是一種“降維打擊”。2012年英國牛津大學舉辦了《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英文版發布會暨研討會，英國的一個主流刊物《觀察家》雜志隨即發文挖苦調侃這個概念，文章的標題是“一個使西方文明化的使命”，副標題是“世界最悠久的文明準備開始給西方國家上課了”。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十多年前，西方對于“文明型國家”話語基本持調侃的態度，而今天他們的主流媒體，從《經濟學人》雜志到《紐約時報》都在驚呼，“文明型國家”敘事已經擴展到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甚至擴展到西方國家內部。

二就是今天除了學術界，在全球主流政治敘事中“文明型國家”，還有“文明-國家”這兩個概念幾乎可以通用了。今天看來，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隨著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別是歐亞板塊大國的崛起，俄羅斯、印度、土耳其等國家也開始稱自己為“文明型國家”，盡管定義存有爭議，但他們的主張中似乎都有一個共同主題，那就是他們都極為反感西方對他們內政的干涉，反感西方居高臨下的說教，他們給西方傳達的信息很簡單：我們是獨特的文明，請尊重我們，先管好你們自己。

根據英國學者Christopher Coker的考證，俄羅斯普京總統是2013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國家”概念，普京的意思非常明確：俄羅斯是一個由俄羅斯人民、俄羅斯語言、俄羅斯文化、俄羅斯東正教以及俄羅斯其他傳統宗教共同形成的一個“文明型國家”。普京還這樣說過，“我們必須重視我們的祖先傳給我們的獨特經驗。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發展，一個由俄羅斯人民、俄羅斯語言和俄羅斯文化為我們所有人提供的國家文明，將我們團結起來，使我們在這個千差萬別的世界中免于解體”。

這種敘事的背后的理論支撐主要是俄羅斯學界的歐亞主義敘事（Eurasianism）。它強調俄羅斯的特性是橫跨歐亞的獨特文明，融合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形成了重視家庭、集體、國家，道德情感的獨特文化。歐亞主義對英美自由主義理論解構得比較徹底，他們認為英美自由主義理論中的人是去人性化的個人，個人是個體，與集體，與國家，甚至與家庭都沒有關系。

這種理論從個人擴展到國家也遵循同樣的邏輯，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直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要你與我不一樣，你就是異教徒，對你大開殺戒也毫無內疚感，而俄羅斯歐亞主義提倡者則認為，個人是具有人性的個人，英文叫human individual，個人與家庭、集體、國家，道德情感是聯系在一起的。

最近這些年，印度總理莫迪、外長蘇杰生等不少高官也開始稱印度是“文明型國家”，但印度學界和媒體對這個概念的爭論一直沒有中斷。從印度官方的表述來看，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及其在知識界的支持者，經常把印度描繪成一個以印度教為基礎的文明，但這在印度內部引起巨大爭議，從最近的趨勢來看，莫迪政府已經開始拓展“文明型國家”概念，比如他們已經推出“佛教從印度走向世界”這種敘事。

此外，印度人還有一種凡事都要與中國比一比的心態，印度學者Koenraad Elst早在2014年就撰文指出說，印度需要一本類似《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著作，來確立印度作為“文明型國家”的理論。他提到我著作中認為印度從未經歷過像中國那種歷史久遠的政治統一和文化整合，但他說印度各個民族追求政治統一的理想，從孔雀王朝到莫臥兒帝國時期一直都存在過。他認為印度也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與中國不同的“文明型國家”，它不是依賴政治統一，而是依賴文明意義上的團結。

比較俄羅斯和印度的“文明型國家”敘事，我個人認為總體上俄羅斯的敘事似乎更加成熟，更有系統性，印度的敘事還在話語建構的初級階段，印度國內的黨派之爭、宗教之爭、族裔之爭、語言之爭、本土派、西化派之爭等等，都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但我想印度的這種努力會作為表達印度民族自豪感的工具而繼續下去。

“文明型國家”話語在西方內部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2020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一個內部會議上，對法國駐外使節說了這么一番話：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現在不僅是我們的經濟對手，同時他們也是“真正的‘文明型國家’……在經濟秩序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而且還非常有力地重塑了世界秩序乃至政治思維，相比之下，他們比我們今天的歐洲人有更多的政治靈感。他們對世界采取更為邏輯的方法，他們有真正的哲學，具備我們已經失去的許多資源”，顯然，馬克龍希望把歐盟也打造成一個“文明共同體”，甚至“文明型國家”，當然，這恐怕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西方也有學者指出“文明型國家”話語不同于過去流行過的粗糙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它也“吸引了世界上的各種非自由主義者”，并對西方左右兩翼都產生影響：“對于那些將自由資本主義等同于西方帝國主義的左派，‘文明型國家’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張；而對于那些將自由主義過度自我放任和移民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右派來說，‘文明型國家’似乎是對抗文化墮落、堅定捍衛傳統的守護者”。

總之，“文明型國家”論述正在成為國際政治敘事中的某種“顯學”，值得大家關注。我們通過大量原創性的研究，在國際上確立了中國人的“文明型國家”敘事，包括政治敘事、文化敘事、現代化模式敘事等等，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經得起全方位國際比較的中國標準，這就是我講的，我們要讓“中國學”回到中國，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對西方、對整個外部世界的主流敘事，把被顛倒的事情顛倒過來，讓原創的“中國學”研究成果，讓中國話語走向世界、引領世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