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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文明型國家”話語是一種比較全面、比較透徹、比較強勢的中國話語，它的全面性體現在它對中國與西方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一個比較整體的把握，某種意義上揭示了文明型國家的發展規律，也就是說歷史上中國長期領先于西方，這種領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紀開始中國落后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趕了上來，并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這種“趕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中國今天成功的原因和歷史上領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所以“文明型國家”完全拒絕西方“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預設，拒絕所謂的從極權主義，經過威權主義發展到西方民主制度這種荒謬的邏輯。有了這種對中西方發展大勢的整體把握，我們在第一時間內對許多國際事件做出比較準確的預測。比方說，我們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我們率先提出美國將徹底輸掉對華貿易戰和對華科技戰。

“文明型國家”話語的透徹性也表現在它聚焦建構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底層邏輯。比方說，我提出在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引領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個超”：人口、地域、歷史、文化，都是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一旦我們放棄中國道路、放棄中國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話，那么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就會變成中國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將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共識的政治將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和動蕩的溫床；“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爭和對抗的借口，我們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將化為泡影。

至于強勢性，“文明型國家”理論在不少方面實現了對西方話語的“范式重構”和“降維打擊”。比方說，我提出“文明型國家”的“良政還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還是專制”的范式、中國“民心”和“民意”結合的模式超越西方僅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國“選拔+選舉”的制度超越西方單是依靠選舉的制度，中國“混合經濟”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中國“自由”與“自律”平衡的價值觀比西方的“自由絕對化”理念更具現代性等等。

今天，“文明型國家”話語已經成為國際政治敘事的主流話語之一，背后是這樣三個基本的事實：第一，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中國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這已改變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個世界。第二，具有獨特文明傳統的其它非西方大國也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世界迅速進入“后西方時代”、“后美國時代”。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呼喚去西方化、去美國化、去西方話語霸權。換言之，在這個新時代，許多國家和利益群體需要新的理論、新的話語，而“文明型國家”理論部分地滿足或者回應了這種需求。

我們通過比較長時間的，比較扎實的原創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經得起國際比較的中國理論、中國話語和中國標準，它們經受住了過去十幾年全球發展和危機的考驗。這自然引來了外部世界的關注、反思、解讀、演繹，當然也有爭議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們提出的這一切已經創造了重要的國際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經繞不過這種存在感。當然“文明型國家”理論也將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和深化。我們也務必再接再厲，力爭以更多的中國理論、中國話語繼續影響乃至引領這個世界，為中國和人類的進步做出我們中國學人應該做出的貢獻！好，今天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兩會期間，外媒記者將鏡頭對準中國武警，完成他們想要的“完美構圖”。

郭可：

剛才張教授談了國際傳播需要的中國自信和中國的話語。確實如此，在這個新的時代，我們的國際傳播事業需要自信去塑造我們中國的話語。今天主要想談談新時代的國際傳播的新的趨勢以及大學的角色問題。

新時代國際傳播當中面臨的三大趨勢：

第一大趨勢就是國際傳播的格局多元化和“東升西降”的趨勢日趨明顯，20年以前，在我們整個國際傳播的格局當中，“西強東弱”是毫無疑問的，西方國家在國際傳播當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20年以后的今天，像我們中國、俄羅斯、阿拉伯國家還有部分非洲國家，獨立地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響亮。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主張。近年來，這些中國的概念、理念以及一些話語體系在國際傳播當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最近關于一些涉疆問題，我們國家能在聯合國挫敗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圖謀就是一個例證。

第二點我想講的就是內宣和外宣，通過一些翻譯手段以后，它自動形成了一些國際輿論場當中的一些流傳。20年以前，我們的內宣和外宣基本上是涇渭分明的。但20年以后，內宣和外宣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國內傳播的一些言論，可能也會在國際上掀起一個巨大的輿論點。比如最近，網友通過微博，對于俄烏沖突初期的一些走向分析，以及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槍殺以后，網友對中日關系發表的一些言論。這些中文言論引發了國際輿論場中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士將其與官方態度混為一談，以此來指責我們國家和政府，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注意的一點。

第三點就是國際傳播這個概念涉及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出現了我講的叫“國際傳播+N”的這個模式。因為過去國際傳播主要是以宣傳新聞的內容為主，而且主要是以廣播、電視和報紙等等主流媒體來開展國際傳播的一些工作。但隨著數字化的不斷應用，國際傳播現在越來越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涉及到了原先跟國際傳播不那么相關的社會領域，這也是為什么我國提出了要開展“人人國際傳播”的概念，因為只有當人人都參與到國際傳播的工作當中來，才能解決國際傳播面臨的新的挑戰，這樣才能夠用我們自信的態度去塑造好我們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

所以，面對新時代的國際傳播上述的三大變化，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又在倡導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與美西方國家充滿掠奪性的殖民文化完全格格不入。這也是為什么我覺得美西方國家一直把中國作為一個唯一能夠系統性、體制性地挑戰二戰以來以美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社會主義國家。

正因如此，美西方國家在國際傳播當中，各種反華的言論不斷，且反華國際輿論的力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幾乎是不擇手段，我可以這么預測：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國際傳播當中美西方國家涉及中國的一些國際輿論的博弈態勢可能會愈演愈烈——我的感覺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對此我們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