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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經完全消除了絕對貧困。這一偉大的成就永遠改變了中國，并開始在全球范圍內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

“共同富裕的衡量標準絕不僅僅是收入，而更主要的恰恰是居民的幸福感。”

在東方衛視11月8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66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錢文榮教授，解讀從全面脫貧走向共同富裕。

張維為：

在全球矚目的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把中國“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與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一起，列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奮斗贏得的歷史性勝利，是彪炳中華民族發展史冊的歷史性勝利，也是對世界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性勝利”。

眾所周知，中國持續上千年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大致從18世紀開始落后于西方。19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列強對中國發動了一場又一場侵略戰爭，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和大量的戰爭賠款把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來，長達百年的戰亂動蕩，國家最終變得一貧如洗。

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啟了民族復興偉大進程。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中國通過不懈努力，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確立了獨立的科技體系和國防體系，進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婦女解放和基礎教育、基礎醫療等在內的一系列偉大的社會變革。但我們也要承認，由于種種原因，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仍然相當低。按照當時的國際標準，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絕大多數的非洲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前三十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啟了消除貧困的壯舉，至2020年，中國已經完全消除了絕對貧困。四十年間，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約8億，占同期全球減貧人數的75%左右，實現了現有貧困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一偉大的成就永遠改變了中國，并開始在全球范圍內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

中國消除絕對貧困、邁向共同富裕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我個人認為其中有四條特別重要。一是動真格，標本兼治。國際上扶貧工作最通行的做法是救濟扶貧，對于低于貧困線的人口，政府提供某種救濟，但這種方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中國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后，決定采取標本兼治的方法來徹底消除中國的絕對貧困。

這首先體現在我們動真格，不斷提高扶貧標準，比方說2001年我們把扶貧標準定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865元，當時的貧困人口在中國范圍內是9423萬，十年之后的2011年，我們把標準提高到2300元，對應的貧困人口數量變成了1.22億；也就是說，盡管經過十年的高速的經濟發展，我們的貧困人口反而增加了將近3000萬，其它國家一般不會這樣做，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隨著國家的發展，我們盡量把更多的低收入群體納入整個國家的扶貧體系，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我曾經考察過一些發展中國家，它們的扶貧方法非常簡單，往往就是把國際組織提供的援助款項直接發給窮人，很多是他們需要爭取選票的這種選民，這樣一來，某個時間段內它們統計的數字上的貧困人口就會減少一部分，但僅此而已，從中長期來看它們的貧困人口不是減少而是增加。美國的特朗普總統更加直截了當，直接開印鈔機，給窮人發放印有他簽名的支票，而美國的貧困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至于美國五六十萬無家可歸者，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在美國選舉政治中根本就沒有聲音，所以政客們對他們的處境幾乎是不聞不問。

除此之外，我們扶貧提出了“兩不愁三保障”的這個標準，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我們自己對云南一個貧困縣脫貧的數據進行了初步的評估，我們的結論是政府為一個四口之家平均提供的資金大約是14萬元到57萬元，從而做到“兩不愁三保障”，我們用個中間數，算35萬，大約等于5萬美元。這些都還沒有計算我們中國農民兄弟的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等等。而且中國的絕對貧困大都發生在老少邊窮地區，相比美國的絕對貧困主要發生在大城市，特別是洛杉磯、舊金山和紐約，扶貧難度嚴格講比中國低很多，但政府不作為，它沒有消除絕對貧困這種理念。根據國務院新聞辦2021年發布的《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我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我們消除絕對貧困的時候，達到的是12588元。

2020年6月30日，全國最后一個不通公路的建制村涼山州布拖縣烏依鄉阿布洛哈村通路通車了。圖自四川日報

第二是精準扶貧，一抓到底。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提出精準扶貧，這包括“六個精準”：脫貧成效要精準、資金使用要精準、措施到戶要精準、扶貧對象要精準、項目安排要精準、因村派人要精準；還有“五個一批”：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而且中國的做法是一抓到底，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抓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我們黨和政府是真心誠意地，拿出真金白銀，實打實地幫助社會最弱勢的群體永久性地脫貧，我們國家堅持社會主義的普惠性，一個都不落，這在其它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三是發展引領，多管齊下。我們相信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由輸血式扶貧變成造血式的消除絕對貧困。在黨和各級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多管齊下，綜合施策，以全面發展帶動扶貧，不斷拓寬貧困農戶發展商品生產、增加收入的渠道，從種植業到養殖業，到農村的二、三產業，如旅游服務業等等。

隨著新發展理念的普及，我們的開發扶貧、發展扶貧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最大限度地開發，而是把生態環境、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社區參與等等均列為開發式扶貧的重要內容。多管齊下廣義上還包括社會力量的參與扶貧，比方說我們的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我們東西部協作扶貧、國企和民企積極參與扶貧等等。

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模式認為市場經濟本身會產生所謂的“涓滴”效應，自由化和市場化帶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會自然而然地“涓滴”到貧困群體。但過去數十年世界各地的實踐證明，純粹靠市場機制無法產生這樣的效應。恰恰相反，市場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如果沒有政府的宏觀協調，往往會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今天許多西方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不斷縮小，民粹主義泛濫。

而中國通過發展引領，既發揮政府和國企的作用，也發揮市場和民企的作用，創造了徹底消除絕對貧困這個世界奇跡。如今的中國享有世界最發達的互聯網應用，遠遠領先美國，美國的私營企業不愿意投資建設大農村的通信基站，因為這樣做會長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國是國企承擔了把通信基站和網絡建到所有村莊的使命，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模式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政府還投資建設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村村通公路”等工程，而民營企業抓住這個發展的歷史機遇，壯大起來，這些都有效地推動了大規模的扶貧減貧。

最后是邁向共同富裕。在消除絕對貧困和實現全面小康的基礎上，黨中央提出了2035年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提出了在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區。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凡事都先做試驗，我們改革開放就是從建立經濟特區開始的。

黨中央決定在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這可以讓全國人民都能看到未來的共同富裕是什么樣子。浙江的省情具有中國國情的一定的代表性。浙江是“七山一水兩分田”，既有城市也有農村，農村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約一半，與中國整個國家的情況類似。此外，浙江省的發展均衡性相對比較好，已經有了建設共同富裕的許多成功的經驗，比方說，浙江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為1.96，低于全國的2.5。浙江省已經提出到2025年共同富裕示范區要取得實質性成就這個目標，我們相信浙江一定能夠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