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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歷史的發展，周人制作的這一套禮樂（制度）逐漸衰落了，宗法體系松弛，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的大爭之世。幸而秦人成就了第二次大一統。

秦制以皇帝制度解決了最高權威的合法性問題，在這個層面上實現“息爭”；同時以三公九卿和郡縣制等等構造起人類最早的“條塊制度”，官有專職，上下貫通，條塊互補；以官僚制度為統一國家的筋骨，維持著一整套人才、資源和信息的上下傳輸和全國流動，使中央能夠對全國各地加以有效管理；同時以統一的法律和標準實現了全國社會一體化和統一的大市場。

但是秦制也有問題，它失于生硬，后來漢人對它不斷地加以完善。比如漢人同樣是為了在大規模的國家里維持穩定的秩序，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經過郡國并行的過渡階段，在實現全國深度一體化的基礎上重建了統一的官僚國家；然后在文化上獨尊儒術，解決了孟子所說的“定于一”的問題，結束了班固所說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真偽紛爭”的局面，由此開創了中國兩千年“可大可久”之道。這些制度成就，其中有很多部分在中國之外都是到十八、十九世紀才開始出現。

這一階段的發展，我們中國無論在制度、文化還是生產力上，都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個文明，甚至可以說是早于其它文明兩千年進入了“現代國家”的門檻。但是里面有個大問題，就是規模和秩序的矛盾始終沒有根本解決，帶來了很多問題。

比如第一，每當承平日久，制度腐朽，我們就會陷入“歷史周期律”。

第二，大規模國家帶來的長期和平，它是不利于科技發展的。和平是個好事，但是問題是如果只有我們和平，別的國家在不斷地進行戰爭，在催化（技術）進步，就會反過來威脅到我們的生存。

第三，過于重視秩序，也會抑制思想和文化的創新。

第四，限于前現代的生產力和技術條件，國家也沒有能力對社會進行有效地治理，所以這種大國維持穩定秩序的狀態，就導致國家和人民的關系不斷地拉遠，在互相疏離的國家與人民之間，就產生了地主鄉紳這些人上下其手的一個縫隙。所以我們看清末改革到民國建設，都是離不開這些基層地主鄉紳，但是這個階層又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來建設國家，反而自己會成為紛爭之源，加劇了軍閥割據、匪患泛濫和土豪劣紳的壓迫，使中國又一次陷入大爭之世，生靈涂炭，幾至亡國。

到此為止，中國人花了三千年，試驗了兩種大一統，卻被卡在大規模國家和秩序的矛盾里邊，如何能夠實現現代化？

那么我認為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了這個問題。

首先，我認為中國歷史上目前有三次大一統，繼商周革命和周秦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是開啟了最偉大的一次“大一統”。

但是這次和前兩次有一個最大的不同：西周大一統是貴族的天下，是用封建制度把中國像俄羅斯套娃一樣一層一層地給套起來，整合起來。秦代的統一，它在形式上已經初步實現了百姓平等，但實際上必然會發展到豪民、世家、士大夫這些精英群體與皇權共同統治人民。那么只有第三次，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這一次，通過黨的組織構建起人民和國家的血肉聯系，使我們這個廣土巨族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有機體。

圖自視頻

作為一個有機體，我們就發現規模有多大，有機體的組織就能夠延伸多遠，相對就更容易維持規模和秩序之間的平衡，這顯然是優于僵硬的傳統官僚體制的。更重要的是，這個有機體的整體性是有保障的，也就是張老師經常提到的，中國共產黨是作為一個“整體利益黨”。

我們中國文化自古就反對朋黨，《尚書》里邊講“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西方的黨叫party，它從定義上也是部分利益的代表，甚至是特殊利益的俱樂部。而中國共產黨從建立起，立黨初心就是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的整體，那么實際上是改變了“黨”這個詞在古代漢語和現代西方語言中的含義。黨成為中國大一統的筋骨，成為人民整體利益的靈魂。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前年的建黨百年大會上的講話所說，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

其次，中國共產黨不僅實現了空間性的統一，我們還保障了時間性的統一。

不同于西方的黨，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在共時性上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整體，在歷時性上，我們回看過去七十年，我們也是前后接力，一屆一屆“接著干”而不是“對著干”，有效保障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整體性和延續性。回顧新中國七十多年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我們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目標的長期性和努力的連續性。

會開車的朋友應該知道，新手司機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盯著眼前的路，結果就很容易在馬路上“畫龍”，老司機他會把眼睛看著遠方，自然這個道就走直了。我們看一看西方的這種政黨輪替制度，其實某種程度上就很像是一個新手司機開車。而中國正是因為有了黨的領導，我們可以堅定不移地去實現自己的目標，我們在道路上才可以隨時地改錯糾偏，永遠不會偏離這個“大道”。

第三，面對規模和秩序這個矛盾集中反映出來的歷史周期律，我們黨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個答案就是“人民民主”，這是毛澤東主席提出來的，第二個答案是近幾年我們提出的“自我革命”。人民民主使人民和國家融為一體，須臾不可分離；而自我革命使黨永不懈怠，勇于日新，永葆黨和國家機體的健康生機。

我要講的最后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還實現了“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這個千古難題。

我們回顧周代的封建大一統和秦的專制大一統，它們都沒有能夠真的解決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矛盾。顧炎武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周的封建，過于多元，叫“其專在下”；秦的郡縣，過于統一，叫“其專在上”。這是所有大規模政治制度都面臨的一個兩難選題，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那么今天實際上我們看一看美國的聯邦制、歐盟式的這種超國家體制，其實到今天也都沒有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新中國同樣面臨這個問題。比如1956年毛澤東主席的《論十大關系》里邊就拿出一部分篇幅談了這樣一個問題。有幸的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探索出了很多寶貴的經驗，比如民主集中、統一戰線、群眾路線等等，這些使我們能夠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和高明的政治智慧來不斷地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保持制度不僵化、權力不腐敗、階層不固化、社會不動蕩、人民不分裂、文化不墮落，都是非常艱巨的考驗。如果做不到這幾點，一個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而中國共產黨都做到了，正是規模與秩序這個矛盾的解決，奠定了我們“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第一塊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