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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危機的時候眾志成城，這幾乎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很多國家都沒有。”

“包括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內的很多人都說過一句話：美國的制度拿到歐洲大陸根本生存不下來。美國制度在救災事務上處處顯得捉襟見肘。”

2024美國大選已落下帷幕，民主黨選情失利，很多人分析民主黨失利的種種原因，其中非常關鍵的一條就是對于9、10月份的兩場颶風，拜登政府應對不力。而實際上，面對突發災難，恐怕也不只是這一屆美國政府應對不力，這是美國制度設計所帶來的問題。

在東方衛視11月2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圍繞相關話題展開探討。

《這就是中國》第260期

范勇鵬演講

近些年全球自然災害不斷。就在前不久，西班牙的巴倫西亞發生了據稱是現代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這個災情上網一看慘不忍睹，社交媒體上也有不少聲音指責政府防災救災不力，到災區視察的國王也受到了民眾的攻擊。從中國人的角度，我們希望這傷亡盡可能地小，希望災民早日恢復正常生活，但是透過這次災情，我們也能觀察到背后一些制度的利弊得失。

在今年的美國大選里，救災也成為兩黨斗爭的一個議題。9月份的“海倫妮”、10月份的“米爾頓”，都成為兩黨互相拆臺攻擊的機會，政府救災反而做得乏善可陳。

10月10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帕，颶風“米爾頓”過境后，被損壞的交通信號燈懸在半空。 圖源：新華社

我是研究美國歷史的。在美國歷史上防災救災一直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根源有很多，但制度問題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從幾個層面來分析。

首先，我們看美國的具體政治制度層面，美國這個國家沒有經歷過長期的歷史考驗和嚴酷的戰爭選擇，它的本土也很少受到嚴重的戰爭威脅，所以它的整個制度是在一種相對比較松散和安全的環境下發展出來的，所以它也比較適合于在寬松從容的情況下運行。也就是說，它從設計上就不是為了應對重大考驗的。比如包括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內的很多人都說過一句話：美國的制度拿到歐洲大陸根本生存不下來。自然災害顯然就是一種非常突然而嚴峻的考驗，美國制度在救災事務上處處顯得捉襟見肘。

我們分開來看，第一個，美國的聯邦制。

聯邦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權力的分層，中央的權力不能自動地、全面地穿透到地方，聯邦政府的政策，州也不一定要執行。所以除非是遇到軍事動員，應對一般的緊急事務，它很難做到全國一盤棋、令行禁止。

打個比方，在緝毒行動方面，我在美國曾經看到過一個法律，就是加州規定州的警察沒有義務配合聯邦警察的執法，也就是說當FBI（美國聯邦調查局）在舊金山大街追毒販的時候，加州的警察可以在旁邊喝咖啡，不用管。

在發生山火之后的滅火救援里面，我們也能看到聯邦和州之間的責權劃分和土地歸屬——這塊地是屬于聯邦產權還是屬于州政府，再或是屬于私人，這點也造成了不少掣肘。另外就是新冠疫情期間，我們也看到聯邦政府要求州采取封控，但是一些州就認為這是聯邦對我州權的宣戰，拒不執行。在19年前的“卡特里娜”颶風和今年的“海倫妮”風災里邊，我們都能看到聯邦和州各自為政的很多怪現象。

我們再看這個選舉制度，它還帶來了一個后果，就是美國的兩黨制，這兩個黨都以勝選為最高的政治利益，所以就會出現我為反對而反對的情況，哪怕是正確的事情，只是你做的我就要拆臺。還會出現政黨為了利益而損害國家和公民利益的行為。

比如像這次的“海倫妮”颶風之后，特朗普就跳出來指責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說他們有意阻撓共和黨選區的救災工作。民主黨馬上又跳出來跟特朗普對罵。這些問題都導致在真正的救災問題上，會受到各種地區、集團和黨派利益的掣肘，很難做到排除雜念、團結一致，從而迅速解決問題。

第三個方面就是美國的法治，這也是美國很重要的一個制度基礎。美國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法治社會，但是當法和程序成為一個社會至高無上的神話之后，這個國家和社會就變成了一臺僵化的機器——用我們中國話講，就是經常會違背天理人心。

首先，我們從宏觀來看，美國實行“三權分立”，參議院、眾議院、總統和最高法院四家可以互相否決。美國學者福山就曾經指出，美國已經日益變成一種否決政體。那么在救災問題上同樣如此，發生災難之后的救援法案往往都是久拖不決，經費遲遲不能到位。

其次，我們從中觀來看，政府的官僚主義中體現的僵硬法治也帶來很多問題。比如美國的緊急情況署，它在“9·11”之后被并入國土安全部，主要職能是關注反恐。這是一個疊床架屋、官僚氣十足的機構，這就導致一個小小的緊急情況署被容納進去之后，大量的資金和行政資源被反恐占用，而各級政府也不愿意把資源、經費拿出來投入到救災中——因為反恐是一件既能夠立功又能夠有利益的事情——所以導致后來這些部門在救災方面就表現得十分笨拙低效。

最后我們從美國的微觀法治來看，美國社會充斥著一種僵硬法治的風氣。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一個是2020年的加州山火，消防隊員出動之前，要先談漲工資，讓把合同改了才去；再一個就是2021年的佛羅里達（州）塌樓事件，網友稱之為“考古式”救援，受害者被埋在廢墟里邊，救援人員戴著手套搬磚，按點下班，每個小時都要休息一次，遇到下雨還要去避雨。看起來好像勞動法執行得很好，但是當這樣一種風氣已經凌駕于人的生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時候，我們就要問這種程序化、僵硬化的法治，它到底是不是一個好東西。

上面這些具體的制度問題，它就反映出了背后的一個總病根，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問題。

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天下為私的制度。很多我們中國人觀念中毫無疑問屬于公共責任的事務，在美國它卻是都由私人負責的。比如我們一般中國人很難想象，美國很多地方的消防機構、救援機構都是私人公司，包括監獄很多都是私人承包的。

既然是公司，它就要講盈利、講成本核算，所以在美國就會出現很多奇怪現象：比如，消防隊到火場先問你有沒有買保險，沒有保險，那就“對不起，我不能救”；或者救護車、消防車來了一趟，就是幾千甚至幾萬美元的賬單；還有不同的消防局搶生意，惡性競爭……背后的原因都是因為這是一個以私為本的社會，國家它只愿承擔盡可能小的公共責任。

所以在美國，很多州一級是沒有任何消防、學區和警察機構的設置的，都是在縣以下，靠地方社區的房產稅來支撐，那么很自然，富人區就能享受到很好的服務，而貧民區以及這些年有一些房價大跌的衰落社區根本就沒有公共服務。

美國的這個例子，是我們理解中國制度優勢的一個參照物。

我們制度的核心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們能做到全國一盤棋，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大家都很熟悉。首先因為我們是單一制，所以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這是很簡單的一個權力運行的線索。因為上下一條心，所以就不可能出現救災的時候，置人民生命利益于水火而不顧的亂政。

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能夠不斷促進全國的一體化、均衡發展。我們不僅不會出現各地方以鄰為壑的情況，也不會出現各個地方因為法律法規、商業競爭、“山頭主義”而阻礙全國性互助的問題。所以每次救災里邊，我們都能看到來自全國的力量，包括解放軍、消防隊、民間志愿者“逆行”的身影。我們還會主動地通過全國的整體性規劃、巨大規模的財政轉移支付、各地區間的定點幫扶和資本、人力資源的統籌調配而實現所有地區的協調發展。

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是以資為本，而是以人為本；不是資本的利潤至上，而是人民的利益至上；不是全心全意地為金融集團和軍工復合體服務，而是為人民服務。所以，“中國式救災”真實地反映了中國這個國家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