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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為看來，匈牙利的民族主義情緒絕不僅僅源于種族差異。可作參照的是，即便挪威和瑞典屬于同一種族，挪威最終也尋求離瑞自立。根本原因還在于匈牙利“自有國體”，就像發育完全的孩子，終將離開母親而獨立。他總結歐美從列國并立走向統一，共有三條途徑，美國、瑞士是“以德服人”，意大利、荷蘭是“以功服人”，而普魯士統一德國則是“以力服人”。但這些國家最后都實現了更高的整合程度，意大利已經實行郡縣制，美國則是“混于一統”，德相當于“侯服”，都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聯邦。挪威原來臣服于瑞典，類似匈牙利臣服于奧地利，但既然挪威已經獨立，那么真正意義上的聯邦體制，只存在于奧匈帝國。^【12】

這種事實上的聯盟關系，尤其體現在奧匈帝國的議會體系中。康有為觀察到，奧地利與匈牙利議會相互獨立，并不存在一個奧、匈兩國共享的聯邦院，而是由各自的議會選出六十名公共議員，上議院20人，下議院40人，每年由君主召集分別在維也納與布達佩斯開會，交流共同事務的方法是分別討論之后“各筆之于書而后會合互易”，如果發現決議不同而難以斷定，則重新開會投票決定。康有為認為這種議事方式與德、美兩國差異極大，他猜測這么做是因為匈牙利人不愿前往維也納，受奧地利的牽制。^【13】這一見解從今天看來是正確的。

康有為 《走向共和》視頻截圖

在康有為看來，奧地利皇帝的權力原本很大，但經過1848年“君民大爭”，“王有權而不敢稍用”，民間也有“虛無黨”伺機等待革命。而皇位繼承也存在著風險，康有為說，奧皇長子早死，次子寧可居住在巴黎與妓女結婚，也不愿意回到奧地利——康有為說的奧皇長子，其實是其獨子魯道夫（Rudolf），1889年自殺。

而所謂“次子”，實際上是奧皇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在堂兄自殺后成為皇儲，但其夫人蘇菲（Sophie Chotek）并不是康有為說的妓女，而是一位女伯爵，只不過根據皇室的規矩，皇儲必須從統治（或曾統治）歐洲國家的王室中挑選女子為妻，女伯爵達不到這個門檻，但其貴族女子身份是無疑的。康有為預測，當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去世時，奧地利將會有一場繼位危機。^【14】在此，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德皇威廉二世的反面鏡像，后者是一位有為君主，不斷集中全力，而前者則不敢使用手中的權力，由此也導致奧地利的離心力日益增強。

奧地利的政教關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皇帝的權力。康有為在1912年所作的《奧政黨考》中進一步指出，奧地利政教合而不分，羅馬天主教仍為國教。而這樣帶來的后果是：“奧帝欲有所改革，而教長阻之，人民從教士之說而惡帝，帝甚危之，不敢少動，大臣有司亦略同。”^【15】康有為甚至將這一觀察擴展到所有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國家身上：“凡舊教之國，皆為大僧所束縛，難于變法更新，守舊之俗甚盛，故致強之效為難。”^【16】

在1906年所作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曾經尖銳地指出，奧匈帝國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恰恰在于其內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種語言，10種文字，而德國通行德語，有四種地方口音，但普魯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奧匈帝國語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國家的運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學多種語言。在軍隊里面，官與兵，兵與兵之間經常無法溝通，導致戰斗力低下。^【17】但是，由于“民權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國境內推行統一的語言文字，而德國皇權比奧匈帝國皇帝更強，所以在全國推行了普魯士口音，普魯士之外的其他邦國縱有不滿，也無法對抗。

何以“民權大盛”導致哈布斯堡皇帝無法推行統一政策？康有為1908年《補奧游記》在議會政治中發現了中間的傳導機制：“其在議院也，十四州各自為政黨，各日月傾軋爭政權。于是奧政府無能數月者，于是奧政治無一能舉者，于是坐視其強鄰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則袖手待亡。蓋國主無權，而數十黨劇爭，雖百萬億俾斯麥無所用其力。于是宮室之偉麗，作廠之繁多，國富之財力，只為亡國之具而已。”^【18】1912年的《奧政黨考》進一步重申了《補奧游記》中的發現，康有為指出，奧國有18個政黨，“各私其州人”^【19】，而各州“風俗不親，語言不合”，各州之“私”，無法通過議會政治的平臺，成功轉化成為國家的“公”。

康有為在1908年所目睹的，實際上是1907年奧地利憲政改革的結果。1907年，奧地利引入成年男性普選制度，但選舉制度進一步強化了民族對立。所有的政黨在事實上都以民族和區域忠誠為基礎，在議會中的政黨又以民族為界組成黨團。甚至在議會中力量最強的社會主義黨團內部也存在民族沖突，比如說，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中的捷克成員就在1911年脫離該黨，自立新黨。

兩個民族政黨往往為對抗共同的不喜歡的民族政黨而結盟，但在議會中不可能形成一個多數，推進奧地利的共同利益。匈牙利政府一直要求維也納給予更多權力，哈布斯堡皇室在1905年威脅要在匈牙利建立成年男性普選制度，嚇退了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因為這意味著匈牙利政府必須給予占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其他民族以政治權利，從而稀釋馬扎爾人的統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主憲政并不能解決帝國內的民族問題，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帝國內原本就存在的地方主義。

在1912年寫作《奧政黨考》時，康有為正面臨著新生的中華民國政黨蜂擁而起的局面。晚清廢除科舉制度之后，大批人欲晉身仕途而不能，到了民初，都將組黨、入黨作為謀取仕途的捷徑。一時政黨遍地開花，“大黨并立割據，小黨星羅棋布”^【20】。